理想情人

1

我嘴里叼着颗网店买回来的电子烟,手里拿着那天快递送来的其他玩意,据说那些电子玩意对人体无害,所以我买了。说明书上说电子烟不会产生依赖感和上瘾,可以随时放下,随时抛弃,随时脱离和亲近。好似一个理想情人。

--或许一个失眠的大叔今晚看着这些打盹,发牢骚。我们这些微信挺无聊,写出来大概没价值,除了填补我们的孤单和空虚恐怕这些真的没什么意义。是吧。--

我的手触摸着金属壳,耳朵里塞着耳机睡着了,听着你的呼吸声睡着了。我梦见你的手臂和腿变得很短很短,梦中你不会呼吸了,变成了一条鱼,在鱼缸吐着水泡的鱼。

起来穿衣服上班一直在想你, 觉得你可能不是一条鱼,而是只企鹅。不是那个QQ头像的那个企鹅,而是一个腿不会走路了的企鹅,手臂不会拥抱我的企鹅。你总是不紧不慢的向我走来,好像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好像时间都被冻结了,所以我说你是只企鹅。有时跟我见面你不默默无言,闪闪发光的眼睛看着我,嚼着嘴站在那里,此时的你真像一条在水里吐泡泡的鱼。我那个金属壳的,玻璃镜屏幕的,带芯片的手机是你可以无拘无束游耍的鱼缸。

2

每天离开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公寓去看你滑冰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因为当时没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天天晚上在外国专家俱乐部跟服务员打乒乓球,或陪老专家看新闻联播挺没劲的。那些年我常常会做恶梦,梦见外星人把我带走,有时也梦见房间外边有个魔鬼要从纱窗钻进我的房间。宾馆到处是树,夏天知了会知了知了叫个不停。在秘鲁没有知了,也没有这么炎热的夏天。这个地方当时感觉很陌生,老做恶梦,惊醒了就会很害怕,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保护我的人。

夏天有时我躺在大剧院前面的那个整齐的草坪,看着天空,看的时间长了会幻想自己被外星人包围了,然后被带走了,而且喊不出声。嗓子很想叫人来帮我 。但是我发不出声。

父母说我是语言天才,说我学什么语言一教就会。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得心应手的学会了法语,所以父母才这么说。我们一家人从秘鲁搬到北京那年我才十二岁,刚小学毕业,父母为了方便我们学汉语把我和妹妹送到附近的中国学校。妹妹和我不讲汉语就硬上了这个中国学校,难道父母疯了?

每年夏天专家俱乐部门前会有一些因为要回国了的专家和家属与大家聚在一起告别。大家拥抱后他们就会坐着专车开往机场。他们都会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经常带着中国的工艺品,看似很愉快的就走了。公寓的服务员好像不会难过,老外们走了服务员可以捡好多五颜六色的国外的衣服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那么多年了,他们在宾馆里已经看到了一批的又一批的外国人来了又走了, 他们好像不以为然 。但我好像还不行,第一次与新认识的朋友告别,一见他们要上车走了,我就失声痛哭了。很难相信这些人就这么容易的走了,坐在往机场开的车子就消失了。 我很久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呢?他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有的人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最终也走了。宾馆里大家都经常互相问“你们家什么时候回国呢?” 记得有的人走之前说不能在一个修正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工作,所以回去了。他们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梦想是走。哪天我也得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外国专家公寓。让那些外星人把我带回我的地球,离开这个我喊不出声的鬼地方。

 

           

3

 

            认识你是我学会滑冰的那一年。好几次看见你在那个冻结了的湖泊跟一帮人滑冰,好像很开心,我也想学,都是为了认识你。那天从学校出来你边买烟边跟同学说要逃学去公园滑冰。你当时穿的衣服和喇叭播放的音乐我还记得。军大衣下边是黄毛衣,歌曲是邓丽君,对吗?

好像第一次你拉我的手是一个初春的下午。风虽刮得很紧但公园零零散散还有人滑着冰。你的书包,我的书包都扔在了冰冻的湖泊上。你从我身边滑过,拉住我,微笑着说“来呀”。你的同学站在一旁起哄你。咱们俩看起来挺般配, 很自如的跟随邓丽君的那首我记得旋律不记得歌词的歌曲。你那时候胳膊很壮,记得你高大,头发很短,很爱笑,在冰上摔了似乎也仍然开心。不像今天的企鹅。

你问我美国的滑冰鞋是不是特好,因为当时好像美国的什么都好。所以我回秘鲁时路过美国给你买了一双。你不敢带鞋回家,怕父母责问。我就把鞋藏在了我房间的床底下,每次滑冰就背着冰鞋给你,玩完了又带回家。逃学滑冰和冰鞋是我们的秘密。那双美国买的滑冰鞋是二手货,因为我没钱,爸爸妈妈也不给我钱,所以我趁父母在伯克利探访朋友的机会在一个小的二手货店里给你买了这双鞋,还挺新,你拿在手里也挺开心的。

如果那天晚上没去跟你的朋友喝酒,或许咱们就没事了,是吗?是你的那个叫大山的朋友,他好像已经工作了,是个工人,那天晚上滑完冰是他说要喝酒。我们去了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餐馆。给了服务员好几包烟他们就让我们在那里玩了,到多晚我也记不清了。那天你是那样说的,说只要给他们烟,他们不会赶我们走的。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否能解释你为何现在四十多岁还是那么叛逆,但又那么胆小怕事呢?你今天变成了一个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那种很消 极,很窝囊的那种人。我说你像一个企鹅,因为我心里对你有爱,因为我忘不了那年的冬天你教会了我滑冰,逃学,在傍晚走在北京大学的外边找地方吃饭,给餐馆的服务员烟为我们做饭什么的。如果没有那些回忆我的青春可能会是一个忧郁孤单的青春。

那天你说不能回家,你说谁也不能回家。我们都喝了啤酒,喝的不少,有几个人在吐。你说我们各自的父母如果发现我们喝酒了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你说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以回家的。那个个子矮小的大家都称呼为“小地主”的同学说我们可以到他住的男生宿舍过一夜,他说没问题,说宿舍的男生都听他的。外边冰冷的风从餐厅的门缝刮进来,嗡嗡响。我们挎着书包,穿着军大衣,爬了墙进去了,走进了宿舍楼和寝室,没人发现。小地主领着我们走进房间,把寝室的灯打开了,就小声的告诉里边的男同学给我们六个男男女女让床。那个叫豆豆的,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华人的也住在友谊宾馆的那个女孩子,她受不了喝酒,所以一路上在吐,好像有点害怕想哭。但我们都 困了,给了我们几张床就睡了。一躺就睡到天亮。上午小地主喊我们起来就都各自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就被父母臭骂了一顿,爸爸要拿皮带打我,妈妈喊着问着我到哪里去了,说跟哪些坏人鬼混了。我说就是几个朋友,没做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我们除了在男生宿舍借了几张床过夜真的没做什么。我妈妈说一定要找到那些人是谁,说要告你们,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就这样我妈妈在我房间到处翻东西,她说我肯定干了什么坏事,要找到干坏事的证据。她找到了滑冰鞋。

你那年就这样悄悄的从滑冰场消失了。我到你们家去找过你,你的父母看着电视,磕着瓜子,说了一串假话,劝我回去:“我们会带着他去看你的”,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房间里有一个电话机子,但是它没用。从来都没人会给我打电话。父母经常用它订车,订司机,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翻译,偶尔使馆会打电话来叫我们参加活动,我们也经常会去的。我给你父母留下了我们家的那个电话号码,但始终就没接到你的电话。

这些都是多么可笑的,但我当时为此不止一次地哭过。

4

北京是一个收养了我的城市,更确切的说,我经常觉我被它收容了,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一个不像家的地方安了家。我当年非常迫切离开,因为觉得这里处处遭无名无辜的莫名其妙的拒绝,这使我恐慌。我时常感觉我们住的那个公寓有点像一个冰 宫,我住在里边像一个小公主,不能随意出宫接触凡人,凡人也不能随便接触我。门口站岗的穿军服的士兵非常威严,从不与我们开玩笑。门口还有传达室,24小时在那里站岗。一般人不敢进我这个冰宫,有的就干脆不敢接触我。 你就没来过,好像我们一起骑车到宾馆门口,然后你就匆匆离开,我从栏杆后边看着你骑着车走里。

我们的生活比本地的人好很多,当时大家用粮票,布票,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没有限制的买这些外边没有的货品,没有那些凡人世俗的烦恼。只是关在冰宫里觉得很寂寞,门口站岗的士兵很威武的保护着我们,好像我们很重要但也很麻烦。我们是有必要的麻烦。

后来我一直在国外,很少回来。说实话也很少思念这里,好像没有太多可以留念的珍贵回忆,更重要的是可以与我分享回忆的朋友全都不知去向了,外国人回国了,中国朋友也大都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会尽量少回北京,主要就是看父母,看完了匆匆转身就离开,尽量减少停留在冰宫的时间。

回秘鲁后,我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语言和文化环境我开始过一个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北京每年可以陪着父母去人民大会堂许多次,偶尔也可以见一些国家领导人什么的,生活在那个有门卫站岗的冰宫。但,我回国就是一个凡人,每天做公交车上大学,住一个简陋的学生宿舍,窗户很小,夏天热,冬天漏雨。与其他学生共用一个卫生间,热水经常被别人用光 。我一个人在利马挺开心,有种归属感,每天到处看画展,电影和话剧。偶尔会沮丧,对这个新环境偶尔也会有种陌生感,所以会寂寞。似乎这两种生活经历冲突很大,偶尔也迷茫。

离开北京我先到了纽约,父母在纽约的朋友说可以给我提供住宿。就这样,我在纽约暂时的安了家。 除了上高中,我还在一个市中心的学校上美术课。学校有许多年纪大的艺术家,很热情,课间休息会聚在咖啡厅聊天。偶尔有人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很自然的会回答“中国”。他们似乎半信半疑,我长相不象汉族人,皮肤比汉人更“铜色”一些,眼睛也大,最突出的是我的鼻子 。他们紧跟的问题通常是我是否来自那个“毛泽东的共产党的专制的中国“,我很诧异,因为我们来北京时邓小平已经上台了,在北京常听的一句话是”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几年后离开美国到了利马上大学,大学一些激进的同学会问我关于父母,“你父母为何生活在那个修正主义的中国?那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邓小平的中国”?切,对这些问题我无所适从,到底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还是邓小平的中国?回答不了,我就沮丧。

5

有一年夏天,离开了北京数年后我度假回来看父母,在秀水市场买东西准备带回国送朋友。我令着大包小包正找辆出租车回家,突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喂,伊索,是你吗“? 我回过头用目光寻视声音来自的地方。 “是你吗?”声音又叫了一声。 我看到了你,犹犹豫豫的向我走来。你的头发汤了大波浪的发型,腰带叉了个BB机,穿着一个褐色短风衣,很腼腆的笑着。虽然与当年有不少变化,但我还是认出了你。

你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吃饭,说是全北京的唯一一家,“可好吃了”你说。我们啃着香辣鸡翅,吃着土豆泥,喇叭放着Kenny G 的笛子的音乐,你说好听。 你那吃土豆泥的样子我认不出来,一边喝着大杯的百事可乐,很入流也很得意。你说现在帮你爸爸和哥哥做生意,进口一些仪器什么的。你问我回来做什么,我说还 在上大学,度假完了马上就回去了。你说现在中国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能挣钱,问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开个餐馆或者开个画廊,”一定很赚钱“。你讲这些我听着很离奇,我说累了,拿起那些大包小包要走。你说要送我回家,坚持说送,说今天是缘分,将来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见,就再送我一回。

我们座出租车不说话。穿过建外大街,长安大街,然后又进入西直门。是夏天,好多小餐馆和小铺子开着灯。你说要喝酒,我说想回家。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过了那么多年,并且我对那时候的事情失忆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问我美国啤酒很厉害吗?我说美国的啤酒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喝啤酒。你说北京的啤酒很危险,酒精度数高,喝几瓶就可以忘掉一切。你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找了个 大拍档, 要了啤酒,说有些话还是要讲的。我无奈,五年前的事情,对我没太大的影响。如果有过我也忘得一干二净。我坚持要回家,但你已经坐了下来, 要了几瓶啤酒,然后一瓶连一瓶的开始喝个不停。你不说话,脸和眼睛胀得通红,用很奇怪的目光盯着我,先是盯着我的左眼,再是我的右眼,然后又是我的左眼,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在我眼前晃。你问我记得那天晚上吗,北京大学那天晚上。你问了好几次。

我很紧张,那些事情我隐隐约约的记着,但很模糊。你用责问的口气追问,“你记得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吗?”我感觉要崩溃了,很紧张,你喝了酒并没有忘掉一切,还要逼迫我回忆过去的事情。我吞吞吐吐的说。。。“我找过你,但你那边后来没人影了。后来,反正北京挺没劲的,我就走了,到国外上学去了。。。”

你把啤酒喝完,点燃了一颗烟,深深的吸了一口,看着我,慢慢的朝上吐了几个烟圈,讲了起来,“那时发生的事情你真的不记得吗?”

你脸色在荧光灯下变来变去的,一会兰一会绿,然后又变红。你好像要回忆起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脸色很难看, 但你冷笑了。你突然站了起来,你手里的啤酒瓶滑倒在地上,砰的一声:“他妈的,你们这帮老外,什么也不懂,就因为你告我了,害得我在劳改所蹲了一年多,你知道吗?”

邻桌的人一群一群的在路边灯下吃着花生,喝着啤酒,斜着眼看我们。

那天我记不得是怎么回家的,是你送我的,还是我送你的。不记得了,或许我真的失忆了,或许我真的记不住那些很难过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起来,脑子里只记得你说了又说的那句话,说我告了你。“你告了我!”而因为这个你在劳改所带了一年。

我怎么也不记得我当时告你过什么,但你说学校给你看了我签名的纸条上说你冒犯了我。还说你那天晚上对我有“流氓行为”。你说了一堆,含糊不清,后来又笑了。我永远忘不 掉你那双看着我带着无比仇恨茫然的眼睛。你还说叫我千万不要可怜你,你说没事,都过去了,说劳教所挺好玩的,很炼人的,还认识了一堆人,对做生意有帮助。你说什么事情 都有它的黑暗的一面,和明亮的一面,你说我就是一个老外,我什么也不懂。你说后来你再也没逃学,也没再滑冰,那些没用,对吗?你问我, 对吗?

6

离开美国主要是恐惧生活不安稳,我周围的艺术家日子过得很清贫。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瘦高的个子,听说原来是个舞蹈演员,因为出了车祸不能再跳舞所以改行画画。他的画很特别,像雕塑刻出来的,线条有重有厚,有隐有显。我经常站在他背后偷看他画画,入迷。他从不说话,听说是因为车祸,不怎么喜欢与人接触。我当时觉得这样的画应该可以卖很多钱,他的画像我在父母的画册里看到的。但听说他每天在一个五星级饭店做晚班的服务员,非常穷。

这样的人我认识了很多,纽约好像汇集了许多有天赋的人,但大多数只能靠在饭馆,或做零散的体力活维持生活。我试过在一个墨西哥餐厅当服务员,但老板很苛刻和小气,我受不了。后来在一个高档的法国餐厅做过衣柜房的招待员。因为那边还能看些书,所以做得时间长一些。

我父母汇过来的钱显然不够,他们在纽约的朋友也过于保守,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每天与他们吵着起床,做作业,夫妻间也经常闹别扭,家里很乱。 所以没过很久我就搬出来了。我在市中心一个艺术家的老公寓,在一个爱尔兰红头发的学表演的女孩那里找到了一个小房间,住下了。地方不错, 在曼哈顿市中心。

那个楼很老,没有电梯,而且过道有一股猫和狗的味道。许多人养动物,我的邻居在阳台养了一堆鸽子,每天出来喂他们。

曼哈顿生活很多种多样。我经常去lower east side, 那边许多剧场和音乐活动。我一个人从市中心走到城市的最南边,去看一些朋克演出,和一些off broadway 表演。

在曼哈顿住了两年。每当要更新签证我都会想我还要呆多久。如果走,我应当去哪里?

北京的事情显然是抛到九霄云外。很少回想起那个友谊宾馆,那些专家,那些学校的麻烦事情。

我的红头发同屋说清理房子很挣钱,说一次可以挣好几十美金。有一回我跟她一同去了,在一个大房子里搞卫生。我蹲着擦马桶,擦地板砖,然后与同屋一起擦窗户。后来等主人回来检验,给了我们钱。我们拿着钱找了个爱尔兰酒吧喝酒去了,烂醉回到家。

那年我觉得在纽约呆够了。虽然我在那里看到了影响了我生的电影,话剧和展览。但,那些日子我当时就不知道能过到什么时候。并且我很想上大学,似乎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并且好像靠那种小工作打工好像很难攒够钱在纽约上大学。我和父母的关系自从北京的那些问题就一直不好,所以不想太多的管他们要钱。有一天我把我的所有的衣服,书,画,和一些音乐带装在了一个大的布袋里,决定回秘鲁了。

7

我在一个北京的通讯社已工作了多年,我想不出还有哪个更适合我的工作。经过许多反反复复的换城市和国家,我最终又回到了北京。起初在一个使馆做商务官员,后来发现这个工作是那种“冰宫”式生活的延续,就辞去了。那份工作让我想起原来的专家公寓,和那种与世隔绝的日子 。

父母已经退休了,仍然在北京。他们年纪大了,也受了不少打击。这个他们原来向往的国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机会,但是也让他们失望了不少。虽然他们不跟我讲太多这些,但他们不会像原先那样滔滔不绝的讲这个社会多么多么的优越,多么多么的理想。他们原来挂在家里与领导人的照片也收起来了,并且很少会在我面前谈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些正式活动之类的事情。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和转折,他们如同许多同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学会了沉默。

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不好。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我妈妈厨艺很好,这几年一直做一手好的秘鲁菜。在阳台养了许多盆秘鲁香料和蔬菜,可以做口味正宗的菜肴。我父亲好像有我妈妈做的菜就不需要更多。他仍然很少讲话,每天埋头写自己的小说。我成了他们的新闻联播,经常跟他们讲外边发生的事情,弄得他们很少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了,还有原来每天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家里也很少放。

我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是少年时就形成了,我当时逃学,叛逆,后来又离开了北京, 在美国没呆几年又回到了政治动荡的秘鲁。再后来在北京终于有了人人向往的那种所谓“稳定的工作”,可以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但我也辞掉了,决定做一名记者。他们对这些非常不解。

新闻是我选择的可以帮我打开中国这个陌生国家的大门的一把钥匙。第一次接触新闻是我采访的一些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人。接触他们时感觉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的那个外交公寓的安逸生活直接走到这个国家最底层的苦难面前。

后来这种悲剧性的新闻做多了好像也有些麻木。好像记者都会情不自禁的找一些方式保护自己,有许多朋友是靠喝酒解乏,有许多也看心理医生,总之那些人间悲剧不能当作家常便饭,必须学会调节自己,不能过于敏感,也不能麻木不仁。

我刚进入通讯社时,我的老板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美国人。所有人都怕他,他一吼起声来很吓人,他很苛刻,不允许我们有半点差错。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对中国了解很深。他稍有些驼背,身体消瘦,个子不高,但是好像浑身都是干活的神经。只要他在办公室,就没人敢偷懒。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行业的技巧,严谨和认真。我虽然做记者比较晚,但我想把这个行当做好,这个欲望很强烈。他好像也察觉到了,新闻是需要嗅觉的,也需要一种不怕疲惫的好奇心。我经常带一些新闻线索给社里,但有时不小心会犯一些初级的错误,比如夸张,或对信息不做充分核实,每当此时他就会毫不留情的当众批评。我只能训练自己把脸皮搞的厚一些,因为我不想放弃这个许多年以来我唯一还能说比较喜欢的一个行业。

基于这份工作我终于可以深入的了解中国,经常到全国各地采访,题材很丰富,有正面,反面,有主流和边缘,有娱乐和政治。为了做记者我在不同的国外的大学读过书,但学的是电影和电视。或许是因为我还在做商务官员那短时间认识了一帮做纪录片的导演,他们所拍出来的中国和我从使馆看到的中国很不一样。虽然我从南到北,座火车跑了中国许多地方, 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国家很陌生。

有一本叫“我的摄像机不撒谎”的一本书影响了我,是一个年轻评论家写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事情。对我感触很深。我觉得“眼见为实”这句话很真实,希望自己也能带着摄像机到处去走走,看看。所以就学了电影和电视。

但我实际上心中最喜欢的是写作,我非常喜欢写作。打小时候就喜欢。我去美国学了美术是因为当时根本就不会说英语,担心我上别的课程跟不上,所以就选择了一个不需要讲任何语种的一门课。后来到了秘鲁,离开了那么多年,西班牙语也不好,所以考大学将错就错,接着学美术。

我的美国老板经常鼓励我写,说我没问题,可以写,他改。他会讽刺我,改我的文章, 给我许多任务让我完成。我虽然在电视部门工作,但他允许我写东西,我对他感激不堪。

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发完了电视新闻之后就去写一些小的报道给他看,他那个严厉和傲慢的态度也会让我猥琐,但我觉得这是我黄金换不来的机会,就开始大胆的写稿子。

他经常说我们社不是人权办公室,不能捡到什么呼吁,什么抗议,什么上访,都不去做核实就报道。他说有的新闻时机未到报道也会反响不大,需要放放,等信息充分了再去报道。

就这样我隐藏多年的写作欲望开始暴露了。或许因为我父亲是作家,而我与父母关系一直不好,所以我不敢对自己承认我喜欢文字,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可能最大的障碍也是语言,因为我不清楚哪个是我的母语,我说的所有的语言都是“继母”语,说的好,但没有一个我觉得很自如,很自在,可以放开了写。这也是我这几年的烦恼,和痛苦。

我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基因,和对文学的热爱。所以我一直推卸这件事情。

有一回我与父亲吵架,我问他为何要拉着我们一家人到这么遥远的国家来生活,弄得我妈妈放弃社会学家的事业,我和妹妹生活彻底改变了呢?他对我这些问责一直说不出话。他是一个靠文字说话的人。他不大擅长狡辩和争论,并且这个讨论我们已经许多年一直都在说,也是我与父母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

我经常会回想起小时候在利马的生活,妹妹和我上着一个法国学校,两个人还经常与父亲去看话剧,到海边,到山里旅游,我们家经常会有当时秘鲁最好的作家到家里做客。我父亲当年也是记者,经常会讲起一些很神奇的故事,比如如何在军队政府的那些年晚上戒严还要出去做报道,经常被军队的士兵骚扰。

我印象很深有一回,我和妹妹还很小,我们从窗户看到军队的坦克驶入我们门前的那条公路,缓缓的向前行。记得妈妈很紧张,因为父亲还在报社没下班回来。当时通讯也不发达,家里没电话,就很难知道我爸爸怎么样了。

后来爸爸说秘鲁有政变了,所以坦克出行了。他是安全的,但好像他们报社的报道会引起新政府的不满。

我妈妈是个社会学家,他在一个秘鲁的理工大学做社会工作和教书,主要是帮助救济那些贫困的学生,并且做一些贫困方面的研究。她也往往带着我和妹妹去拜访一些贫困生,到一些很贫民区做她的研究。所以我打小就对社会问题,对政治有强烈的好奇心。

爸爸是个书虫,他有一个书房,里边四面的墙都摆满了书,什么书都有,有莎士比亚,有俄罗斯文学,有英国,美国的小说, 有法国诗人,有秘鲁作家的诗歌和小说。应有尽有。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成长觉得自己幸福和充实,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各种想像。有时我想长大了做一个议员,可以参政,父母通常谈论秘鲁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也感兴趣,并且好像骨子里有一种反对专政,军政府的想法。

许多人觉得孩子什么也不懂,我虽然当时可能十岁,或者十二岁,但因为父母的这些熏陶,我确实开始遐想将来的生活。

我在学校也试探着写了一些小文章,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羡慕嫉妒恨。

但这一切我们到中国之后就全没有了。一切好像变成了一个梦。好像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梦,或者新的生活是个怎么也无法醒过来的噩梦。我们从一个与社会有着亲密接触的家庭,变成了住在一个有着围墙的公寓里的“外国专家”家庭。

总之,我很思念也留念儿时的生活,经常想如果我们家没走会如何呢?

我父亲通常会说:“你知道当年秘鲁有内战,有多危险吗?”,或者说:“当年你知道多少人想来中国看看而来不了吗?“。但是终于有一天,与我吵了无数次之后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最真心的心里话:”你不知道在秘鲁,我又做记者,又教书,多累吗?我哪里有时间写作?“

突然,我认为这是他真正希望留在中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说别的原因没有一点,但他发自肺腑的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父亲经常会焦虑,焦虑会引起他心痛,带他去看病医生说没事,给一些镇静的药就打发走了。

我妈妈说父亲焦虑是因为多年没出版书了。他多年埋头写作,而且离开了自己的环境, 和那些可以与他交谈文学的朋友他变得很不自信。他焦虑时我们会很害怕。有一回我们做飞机, 他在飞机就开始发作了,弄的机组人员人心惶惶。

过了一些年,父亲的焦虑好像随着他出版第一本书就开始缓解了。他在利马出了第一本书反响很好,所以他有勇气出第二本,第三本,就这样这每年出一本。这些书都是讲秘鲁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

对我来说我与文学有爱和恨的关系。好像文学即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父亲为了写作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熏染了他的两个孩子。

我许多年是叛逆的,所以故意避开文学和写作,也不大想与文人知识分子多来往。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路,自己可以热恋的自己的爱好。

但,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将要步入生活的秋天,我仍然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罢了。

我到通讯社工作选择做电视记者,或许因为当时还未诚实的对待这个问题,但也或许因为电视记者需要见证新闻事件,电视必须在一线,必须在现场,这,我很喜欢。对我一个不了解中国,排斥中国的,被中国排斥的我,一线是最好的与这个国家从新结缘的一种方式。

8

我在网上认识了个在安徽一个叫BS 村子里开了个书社的策划人。那个秋天得知他要开个音乐演出我就跟个朋友开车去了。从合肥到BS开了四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吃着我从国外带的火腿和奶酪,听着音乐。很开心。

傍晚到了BS,太阳落在了远处的山脉中,开车的朋友说很累就找了个饭店休息了。我不懂生活,生活何时被什么打乱了,我也不清楚。有时我会有一个无名的痛,那个痛会使我胃翻腾不停,只有痛快的哭一场能让我平静。 一个做中医的朋友说让我尽情的哭,“哭可以排毒,你哭了身体就是干净的” 他这样安慰我。那我身体肯定非常干净,因为我已经变成了个哭虫。我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哭,怕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怕受伤害,怕被利用,怕被误解,怕被拒绝,怕得事情多的去了。但是我不怕死,我也不怕孤独。

在车上我就有过那种无名的痛。好像碰到陌生的事情,或者预感将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会心慌,焦急,其次就开始哭。我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和朋友聊天,突然想哭,朋友不解。但,似乎他非常希望赶紧到达那个BS村庄,想让我开心一些。

我做记者很多年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也跑遍了,发现中国美的地方很多,但可惜许多的也在消失。所以我听说有BS这样的地方,就格外的开心,不应该哭。

跟朋友吃完了饭,我们就找那个BS书社,村民说就在村子的后方。村庄很美,晚上街上没有路灯,黑夜里满天的星星。

就在那里,在那个BS书社我又见到了你。你座在一个角落静悄悄的,喝着酒,抽着烟。带着方眼镜跟什么老外聊天。你没看到我,我跟书社策划人打招呼,说一堆关于出版业的事,他说不愿意住在城里,先前住在深圳和上海,都放弃了,说要搞一个“乌托邦”社区,让艺术家和村民交流农村和城市文化。

我跟策划人聊着聊着就突然认出了你。你头发少了很多,鬓角还有一些白发, 但是你的眼睛没变,还是那么闪亮,还是那个腼腆的微笑。我以为你是对我微笑,可是你没看到我。你就在那个角落里微笑着发呆。

9

你起初看到我很震惊,反应很慢,没说话。我把你从BS书社那里拉出来了。穿过小巷,一直走到村子的外边,有一盏灯,我在路灯下看着你,你站在哪里仍然不说话。我想拥抱你,可你退了几步,说“别,咱们别。。。”

漫天的星星,一望无际,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躺在宾馆草坪的日子。当时觉得希望外星人把我带走,因为一切对我来说很陌生。但现在看到漫天的星星有种和解了的感受。

我们坐在地上,你说你现在在合肥图书馆做管理员。说你家里帮你在安徽找里份工作,因为在北京你经常惹祸,而且生活很不稳定。你说父亲的那个公司做的很好但是好几回险些倒闭都是因为你欠款,借公司的钱不还,还有一些赌瘾。

你说从那次劳教就没彻底恢复,有些年以为恢复了,开始挣钱使劲花,觉得很成功。但,慢慢,钱花得多了,惹父母生气,你觉得就那么回事。想上大学,但年龄已经过了,并且,那个劳教的经历使你变得很消极。对什么也没有追求,变得不自信。

我听着你讲这些,那个无名的痛又回来了,想哭,想抱住你哭。可是你不让。你抽着烟说了很多,说好几回险些结婚,后来因为自卑,并且觉得结婚很世俗就没有。你问我孤单吗,我说没有,我说好像我生活很充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有,也都挺过来来了。你说你不仅仅孤单,你还麻木。你说来BS因为书社偶尔会在合肥办一些活动,并且书社策划人很特别,在他那里你可以轻松,所以经常在这里休息。

我想跟你道歉,我内疚,但我很清楚我没告过你。并且那么多年过去了。

在秘鲁有一些朋友经常问中国的事情我似乎曾经讲过与你的故事,特别是与你在秀水市场见面之后的那次讲话,我使劲的回想过,好像隐隐约约记得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连着几天把我叫到学校教务处找我谈话。那个男老师还问我需要不需要他离开,让我单独与女老师聊天?我当时说不需要。老师在我面前摆过一些什么文件让我签名,但我没签。

那天晚上是我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我记得我和你的床铺是挨着的,我们上铺还有别的学生,宿舍满满的都是人。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子,一直在我们临近的床铺哭泣。宿舍里很冷, 你的手冰凉,握住我的手。你好像在发抖,我也是。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挨骂的,但我们也很兴奋。觉得我们那是小说般的情节。

我们虽然怕,但我们挺开心,你问我回家会怎么说我说我会撒谎,说跑到宾馆朋友家过夜的,你说你父亲不会知道因为你经常到同学家。我记得你第一次说你爱我,这我记得,你握住我的手声音很小的说“我爱你,伊索”。

我们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就发生了那些一堆的事情。到底谁告了你,我不知道。现在父母也老了,问他们也没必要了,我们要不要找那个学校再问?

10

那天我想让你生气,想报复你,想让你与我一样疼痛。你在BS村口骂了我很多,说的难听的话我一辈子没听过。我说你不麻木呀,我说你不是挺冲动的吗?

我当时害怕了,真的怕了,但我要怎么样?叫110让警察来,然后你真的可以怪我告了你吗?

我说你现在变得很难看,很丑,很没意思,你的眼睛无神,我想继续骂你。但我心里内疚,就回宾馆睡了。

我们这样开始了微信聊天了,你在BS书社策划人的群里找到了我,开始与我聊天。

我们这样聊了好几个月,你开始说喜欢我,但是不想来看我。你说你是一个被动的人,慢热的人,你说给你点时间,你自然会来。你经常说我变化很大,说我现在说话冲,说原来不是。你说你怕我, 但一直没中断与我的微信聊天。

我与你讲我不是冲, 我说我从中国走后就变成了个船员,船员四海为家,船员身上有种贼的味道,我说我身上有。你经常笑我胡说八道这些,你说好玩。我说但是船员都最终会急于找到一个靠岸,一个可以歇脚的码头,船员也会偶尔向往过风平浪静的日子,向往可以在夜里守望着星星享受宽阔无际的大海。

有一回我发了微信,问你“你真的怕我身上船员的那个冲劲吗?”你说我太厉害了,你说你实际上不喜欢我。我发现你是一天一个变,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今天主动明天被动。所以我开始叫你企鹅了。因为你好像不希望走太远,你有翅膀不会飞。

11

渐渐的我似乎爱上了你,不是那种疯狂的爱,不是那种神魂颠倒的爱。是一种平静的爱,好像我从没体会到的爱。这种爱会让我想保护你,安慰你。

年轻时我酷爱戏剧,曾经有一度酷爱演员,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逃离现实,喜欢他们在舞台上的放肆。我也曾经神魂颠倒的爱上了一个演员,M。 他说话从来不正经,从来都是在开玩笑。他家的墙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面具,有时他会摘下来带在头上给 我表演,让我拿钢笔给他画速写。

第一次与他认识是在一个街头演出,他听说我在中国呆过就过来跟我聊,说他热爱中国文化,还用西班牙语给我背了几句毛泽东语录,说很喜欢样板戏。再后来他经常说自己是陈伯达我是江青,说我们应该偷情。他觉得那样说很浪漫很好玩,他不知道在中国说文革是个极不浪漫的事情。他对文革的认识是早年从中国过来的新华社和《中国建设》这种杂志。许多秘鲁知识分子跟他一样,看着那些喜气洋洋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 照片就会觉得中国应该是天堂。

M有个坏毛病,就是隔一段时间突然形影无踪,回来也不会给我任何解释。他会先把家里的窗户和阳台锁得很紧密。他失踪我知道他风流去了,会心碎。他总会回到我身边,因为别人那里没有钢笔速写,没有中国诗,没有毛泽东语录 。他走时我会往门缝里塞一些纸条,上边有我的钢笔速写和我模仿毛泽东语录编的一些小口号:“只有志同道合的爱情是永恒的“,或者”我会把心交给灵魂的革命者“,我知道他喜欢这些。

M让我明白了爱情可以是很危险的,恋爱有时会让人失去自尊的。但我也明白了这种神魂颠倒的爱是不能长存的。

我不太擅长说肉麻的话,可能是年轻时对肉麻的爱情失去了信心吧。但我好像现在对你说这些是挺肉麻的。

你真的是一个企鹅。羽毛短短的眼睛很亮,你的声音好像一直放在在肚子里发不出来。你似乎单纯又无辜,很可爱。自从第一次看你滑冰我就喜欢上了你 。

现在是秋天,有人说秋天的爱长不了。这是一个枯叶的季节,不长花不长草,所有浪漫的事情都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为何在这个季节与你又从新交往了呢?

那天晚上我们在微信里吵架,后来又拿起电话吵,吵着吵着就睡着了,我带着耳机听着你的呼吸声,好像你在对我说悄悄话,声音不清晰但我可以听到你的呼吸和叹气。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