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情人

1

我嘴里叼着颗网店买回来的电子烟,手里拿着那天快递送来的其他玩意,据说那些电子玩意对人体无害,所以我买了。说明书上说电子烟不会产生依赖感和上瘾,可以随时放下,随时抛弃,随时脱离和亲近。好似一个理想情人。

--或许一个失眠的大叔今晚看着这些打盹,发牢骚。我们这些微信挺无聊,写出来大概没价值,除了填补我们的孤单和空虚恐怕这些真的没什么意义。是吧。--

我的手触摸着金属壳,耳朵里塞着耳机睡着了,听着你的呼吸声睡着了。我梦见你的手臂和腿变得很短很短,梦中你不会呼吸了,变成了一条鱼,在鱼缸吐着水泡的鱼。

起来穿衣服上班一直在想你, 觉得你可能不是一条鱼,而是只企鹅。不是那个QQ头像的那个企鹅,而是一个腿不会走路了的企鹅,手臂不会拥抱我的企鹅。你总是不紧不慢的向我走来,好像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好像时间都被冻结了,所以我说你是只企鹅。有时跟我见面你不默默无言,闪闪发光的眼睛看着我,嚼着嘴站在那里,此时的你真像一条在水里吐泡泡的鱼。我那个金属壳的,玻璃镜屏幕的,带芯片的手机是你可以无拘无束游耍的鱼缸。

2

每天离开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公寓去看你滑冰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因为当时没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天天晚上在外国专家俱乐部跟服务员打乒乓球,或陪老专家看新闻联播挺没劲的。那些年我常常会做恶梦,梦见外星人把我带走,有时也梦见房间外边有个魔鬼要从纱窗钻进我的房间。宾馆到处是树,夏天知了会知了知了叫个不停。在秘鲁没有知了,也没有这么炎热的夏天。这个地方当时感觉很陌生,老做恶梦,惊醒了就会很害怕,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保护我的人。

夏天有时我躺在大剧院前面的那个整齐的草坪,看着天空,看的时间长了会幻想自己被外星人包围了,然后被带走了,而且喊不出声。嗓子很想叫人来帮我 。但是我发不出声。

父母说我是语言天才,说我学什么语言一教就会。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得心应手的学会了法语,所以父母才这么说。我们一家人从秘鲁搬到北京那年我才十二岁,刚小学毕业,父母为了方便我们学汉语把我和妹妹送到附近的中国学校。妹妹和我不讲汉语就硬上了这个中国学校,难道父母疯了?

每年夏天专家俱乐部门前会有一些因为要回国了的专家和家属与大家聚在一起告别。大家拥抱后他们就会坐着专车开往机场。他们都会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经常带着中国的工艺品,看似很愉快的就走了。公寓的服务员好像不会难过,老外们走了服务员可以捡好多五颜六色的国外的衣服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那么多年了,他们在宾馆里已经看到了一批的又一批的外国人来了又走了, 他们好像不以为然 。但我好像还不行,第一次与新认识的朋友告别,一见他们要上车走了,我就失声痛哭了。很难相信这些人就这么容易的走了,坐在往机场开的车子就消失了。 我很久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呢?他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有的人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最终也走了。宾馆里大家都经常互相问“你们家什么时候回国呢?” 记得有的人走之前说不能在一个修正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工作,所以回去了。他们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梦想是走。哪天我也得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外国专家公寓。让那些外星人把我带回我的地球,离开这个我喊不出声的鬼地方。

 

           

3

 

            认识你是我学会滑冰的那一年。好几次看见你在那个冻结了的湖泊跟一帮人滑冰,好像很开心,我也想学,都是为了认识你。那天从学校出来你边买烟边跟同学说要逃学去公园滑冰。你当时穿的衣服和喇叭播放的音乐我还记得。军大衣下边是黄毛衣,歌曲是邓丽君,对吗?

好像第一次你拉我的手是一个初春的下午。风虽刮得很紧但公园零零散散还有人滑着冰。你的书包,我的书包都扔在了冰冻的湖泊上。你从我身边滑过,拉住我,微笑着说“来呀”。你的同学站在一旁起哄你。咱们俩看起来挺般配, 很自如的跟随邓丽君的那首我记得旋律不记得歌词的歌曲。你那时候胳膊很壮,记得你高大,头发很短,很爱笑,在冰上摔了似乎也仍然开心。不像今天的企鹅。

你问我美国的滑冰鞋是不是特好,因为当时好像美国的什么都好。所以我回秘鲁时路过美国给你买了一双。你不敢带鞋回家,怕父母责问。我就把鞋藏在了我房间的床底下,每次滑冰就背着冰鞋给你,玩完了又带回家。逃学滑冰和冰鞋是我们的秘密。那双美国买的滑冰鞋是二手货,因为我没钱,爸爸妈妈也不给我钱,所以我趁父母在伯克利探访朋友的机会在一个小的二手货店里给你买了这双鞋,还挺新,你拿在手里也挺开心的。

如果那天晚上没去跟你的朋友喝酒,或许咱们就没事了,是吗?是你的那个叫大山的朋友,他好像已经工作了,是个工人,那天晚上滑完冰是他说要喝酒。我们去了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餐馆。给了服务员好几包烟他们就让我们在那里玩了,到多晚我也记不清了。那天你是那样说的,说只要给他们烟,他们不会赶我们走的。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否能解释你为何现在四十多岁还是那么叛逆,但又那么胆小怕事呢?你今天变成了一个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那种很消 极,很窝囊的那种人。我说你像一个企鹅,因为我心里对你有爱,因为我忘不了那年的冬天你教会了我滑冰,逃学,在傍晚走在北京大学的外边找地方吃饭,给餐馆的服务员烟为我们做饭什么的。如果没有那些回忆我的青春可能会是一个忧郁孤单的青春。

那天你说不能回家,你说谁也不能回家。我们都喝了啤酒,喝的不少,有几个人在吐。你说我们各自的父母如果发现我们喝酒了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你说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以回家的。那个个子矮小的大家都称呼为“小地主”的同学说我们可以到他住的男生宿舍过一夜,他说没问题,说宿舍的男生都听他的。外边冰冷的风从餐厅的门缝刮进来,嗡嗡响。我们挎着书包,穿着军大衣,爬了墙进去了,走进了宿舍楼和寝室,没人发现。小地主领着我们走进房间,把寝室的灯打开了,就小声的告诉里边的男同学给我们六个男男女女让床。那个叫豆豆的,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华人的也住在友谊宾馆的那个女孩子,她受不了喝酒,所以一路上在吐,好像有点害怕想哭。但我们都 困了,给了我们几张床就睡了。一躺就睡到天亮。上午小地主喊我们起来就都各自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就被父母臭骂了一顿,爸爸要拿皮带打我,妈妈喊着问着我到哪里去了,说跟哪些坏人鬼混了。我说就是几个朋友,没做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我们除了在男生宿舍借了几张床过夜真的没做什么。我妈妈说一定要找到那些人是谁,说要告你们,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就这样我妈妈在我房间到处翻东西,她说我肯定干了什么坏事,要找到干坏事的证据。她找到了滑冰鞋。

你那年就这样悄悄的从滑冰场消失了。我到你们家去找过你,你的父母看着电视,磕着瓜子,说了一串假话,劝我回去:“我们会带着他去看你的”,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房间里有一个电话机子,但是它没用。从来都没人会给我打电话。父母经常用它订车,订司机,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翻译,偶尔使馆会打电话来叫我们参加活动,我们也经常会去的。我给你父母留下了我们家的那个电话号码,但始终就没接到你的电话。

这些都是多么可笑的,但我当时为此不止一次地哭过。

4

北京是一个收养了我的城市,更确切的说,我经常觉我被它收容了,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一个不像家的地方安了家。我当年非常迫切离开,因为觉得这里处处遭无名无辜的莫名其妙的拒绝,这使我恐慌。我时常感觉我们住的那个公寓有点像一个冰 宫,我住在里边像一个小公主,不能随意出宫接触凡人,凡人也不能随便接触我。门口站岗的穿军服的士兵非常威严,从不与我们开玩笑。门口还有传达室,24小时在那里站岗。一般人不敢进我这个冰宫,有的就干脆不敢接触我。 你就没来过,好像我们一起骑车到宾馆门口,然后你就匆匆离开,我从栏杆后边看着你骑着车走里。

我们的生活比本地的人好很多,当时大家用粮票,布票,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没有限制的买这些外边没有的货品,没有那些凡人世俗的烦恼。只是关在冰宫里觉得很寂寞,门口站岗的士兵很威武的保护着我们,好像我们很重要但也很麻烦。我们是有必要的麻烦。

后来我一直在国外,很少回来。说实话也很少思念这里,好像没有太多可以留念的珍贵回忆,更重要的是可以与我分享回忆的朋友全都不知去向了,外国人回国了,中国朋友也大都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会尽量少回北京,主要就是看父母,看完了匆匆转身就离开,尽量减少停留在冰宫的时间。

回秘鲁后,我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语言和文化环境我开始过一个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北京每年可以陪着父母去人民大会堂许多次,偶尔也可以见一些国家领导人什么的,生活在那个有门卫站岗的冰宫。但,我回国就是一个凡人,每天做公交车上大学,住一个简陋的学生宿舍,窗户很小,夏天热,冬天漏雨。与其他学生共用一个卫生间,热水经常被别人用光 。我一个人在利马挺开心,有种归属感,每天到处看画展,电影和话剧。偶尔会沮丧,对这个新环境偶尔也会有种陌生感,所以会寂寞。似乎这两种生活经历冲突很大,偶尔也迷茫。

离开北京我先到了纽约,父母在纽约的朋友说可以给我提供住宿。就这样,我在纽约暂时的安了家。 除了上高中,我还在一个市中心的学校上美术课。学校有许多年纪大的艺术家,很热情,课间休息会聚在咖啡厅聊天。偶尔有人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很自然的会回答“中国”。他们似乎半信半疑,我长相不象汉族人,皮肤比汉人更“铜色”一些,眼睛也大,最突出的是我的鼻子 。他们紧跟的问题通常是我是否来自那个“毛泽东的共产党的专制的中国“,我很诧异,因为我们来北京时邓小平已经上台了,在北京常听的一句话是”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几年后离开美国到了利马上大学,大学一些激进的同学会问我关于父母,“你父母为何生活在那个修正主义的中国?那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邓小平的中国”?切,对这些问题我无所适从,到底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还是邓小平的中国?回答不了,我就沮丧。

5

有一年夏天,离开了北京数年后我度假回来看父母,在秀水市场买东西准备带回国送朋友。我令着大包小包正找辆出租车回家,突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喂,伊索,是你吗“? 我回过头用目光寻视声音来自的地方。 “是你吗?”声音又叫了一声。 我看到了你,犹犹豫豫的向我走来。你的头发汤了大波浪的发型,腰带叉了个BB机,穿着一个褐色短风衣,很腼腆的笑着。虽然与当年有不少变化,但我还是认出了你。

你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吃饭,说是全北京的唯一一家,“可好吃了”你说。我们啃着香辣鸡翅,吃着土豆泥,喇叭放着Kenny G 的笛子的音乐,你说好听。 你那吃土豆泥的样子我认不出来,一边喝着大杯的百事可乐,很入流也很得意。你说现在帮你爸爸和哥哥做生意,进口一些仪器什么的。你问我回来做什么,我说还 在上大学,度假完了马上就回去了。你说现在中国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能挣钱,问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开个餐馆或者开个画廊,”一定很赚钱“。你讲这些我听着很离奇,我说累了,拿起那些大包小包要走。你说要送我回家,坚持说送,说今天是缘分,将来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见,就再送我一回。

我们座出租车不说话。穿过建外大街,长安大街,然后又进入西直门。是夏天,好多小餐馆和小铺子开着灯。你说要喝酒,我说想回家。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过了那么多年,并且我对那时候的事情失忆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问我美国啤酒很厉害吗?我说美国的啤酒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喝啤酒。你说北京的啤酒很危险,酒精度数高,喝几瓶就可以忘掉一切。你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找了个 大拍档, 要了啤酒,说有些话还是要讲的。我无奈,五年前的事情,对我没太大的影响。如果有过我也忘得一干二净。我坚持要回家,但你已经坐了下来, 要了几瓶啤酒,然后一瓶连一瓶的开始喝个不停。你不说话,脸和眼睛胀得通红,用很奇怪的目光盯着我,先是盯着我的左眼,再是我的右眼,然后又是我的左眼,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在我眼前晃。你问我记得那天晚上吗,北京大学那天晚上。你问了好几次。

我很紧张,那些事情我隐隐约约的记着,但很模糊。你用责问的口气追问,“你记得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吗?”我感觉要崩溃了,很紧张,你喝了酒并没有忘掉一切,还要逼迫我回忆过去的事情。我吞吞吐吐的说。。。“我找过你,但你那边后来没人影了。后来,反正北京挺没劲的,我就走了,到国外上学去了。。。”

你把啤酒喝完,点燃了一颗烟,深深的吸了一口,看着我,慢慢的朝上吐了几个烟圈,讲了起来,“那时发生的事情你真的不记得吗?”

你脸色在荧光灯下变来变去的,一会兰一会绿,然后又变红。你好像要回忆起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脸色很难看, 但你冷笑了。你突然站了起来,你手里的啤酒瓶滑倒在地上,砰的一声:“他妈的,你们这帮老外,什么也不懂,就因为你告我了,害得我在劳改所蹲了一年多,你知道吗?”

邻桌的人一群一群的在路边灯下吃着花生,喝着啤酒,斜着眼看我们。

那天我记不得是怎么回家的,是你送我的,还是我送你的。不记得了,或许我真的失忆了,或许我真的记不住那些很难过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起来,脑子里只记得你说了又说的那句话,说我告了你。“你告了我!”而因为这个你在劳改所带了一年。

我怎么也不记得我当时告你过什么,但你说学校给你看了我签名的纸条上说你冒犯了我。还说你那天晚上对我有“流氓行为”。你说了一堆,含糊不清,后来又笑了。我永远忘不 掉你那双看着我带着无比仇恨茫然的眼睛。你还说叫我千万不要可怜你,你说没事,都过去了,说劳教所挺好玩的,很炼人的,还认识了一堆人,对做生意有帮助。你说什么事情 都有它的黑暗的一面,和明亮的一面,你说我就是一个老外,我什么也不懂。你说后来你再也没逃学,也没再滑冰,那些没用,对吗?你问我, 对吗?

6

离开美国主要是恐惧生活不安稳,我周围的艺术家日子过得很清贫。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瘦高的个子,听说原来是个舞蹈演员,因为出了车祸不能再跳舞所以改行画画。他的画很特别,像雕塑刻出来的,线条有重有厚,有隐有显。我经常站在他背后偷看他画画,入迷。他从不说话,听说是因为车祸,不怎么喜欢与人接触。我当时觉得这样的画应该可以卖很多钱,他的画像我在父母的画册里看到的。但听说他每天在一个五星级饭店做晚班的服务员,非常穷。

这样的人我认识了很多,纽约好像汇集了许多有天赋的人,但大多数只能靠在饭馆,或做零散的体力活维持生活。我试过在一个墨西哥餐厅当服务员,但老板很苛刻和小气,我受不了。后来在一个高档的法国餐厅做过衣柜房的招待员。因为那边还能看些书,所以做得时间长一些。

我父母汇过来的钱显然不够,他们在纽约的朋友也过于保守,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每天与他们吵着起床,做作业,夫妻间也经常闹别扭,家里很乱。 所以没过很久我就搬出来了。我在市中心一个艺术家的老公寓,在一个爱尔兰红头发的学表演的女孩那里找到了一个小房间,住下了。地方不错, 在曼哈顿市中心。

那个楼很老,没有电梯,而且过道有一股猫和狗的味道。许多人养动物,我的邻居在阳台养了一堆鸽子,每天出来喂他们。

曼哈顿生活很多种多样。我经常去lower east side, 那边许多剧场和音乐活动。我一个人从市中心走到城市的最南边,去看一些朋克演出,和一些off broadway 表演。

在曼哈顿住了两年。每当要更新签证我都会想我还要呆多久。如果走,我应当去哪里?

北京的事情显然是抛到九霄云外。很少回想起那个友谊宾馆,那些专家,那些学校的麻烦事情。

我的红头发同屋说清理房子很挣钱,说一次可以挣好几十美金。有一回我跟她一同去了,在一个大房子里搞卫生。我蹲着擦马桶,擦地板砖,然后与同屋一起擦窗户。后来等主人回来检验,给了我们钱。我们拿着钱找了个爱尔兰酒吧喝酒去了,烂醉回到家。

那年我觉得在纽约呆够了。虽然我在那里看到了影响了我生的电影,话剧和展览。但,那些日子我当时就不知道能过到什么时候。并且我很想上大学,似乎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并且好像靠那种小工作打工好像很难攒够钱在纽约上大学。我和父母的关系自从北京的那些问题就一直不好,所以不想太多的管他们要钱。有一天我把我的所有的衣服,书,画,和一些音乐带装在了一个大的布袋里,决定回秘鲁了。

7

我在一个北京的通讯社已工作了多年,我想不出还有哪个更适合我的工作。经过许多反反复复的换城市和国家,我最终又回到了北京。起初在一个使馆做商务官员,后来发现这个工作是那种“冰宫”式生活的延续,就辞去了。那份工作让我想起原来的专家公寓,和那种与世隔绝的日子 。

父母已经退休了,仍然在北京。他们年纪大了,也受了不少打击。这个他们原来向往的国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机会,但是也让他们失望了不少。虽然他们不跟我讲太多这些,但他们不会像原先那样滔滔不绝的讲这个社会多么多么的优越,多么多么的理想。他们原来挂在家里与领导人的照片也收起来了,并且很少会在我面前谈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些正式活动之类的事情。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和转折,他们如同许多同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学会了沉默。

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不好。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我妈妈厨艺很好,这几年一直做一手好的秘鲁菜。在阳台养了许多盆秘鲁香料和蔬菜,可以做口味正宗的菜肴。我父亲好像有我妈妈做的菜就不需要更多。他仍然很少讲话,每天埋头写自己的小说。我成了他们的新闻联播,经常跟他们讲外边发生的事情,弄得他们很少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了,还有原来每天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家里也很少放。

我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是少年时就形成了,我当时逃学,叛逆,后来又离开了北京, 在美国没呆几年又回到了政治动荡的秘鲁。再后来在北京终于有了人人向往的那种所谓“稳定的工作”,可以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但我也辞掉了,决定做一名记者。他们对这些非常不解。

新闻是我选择的可以帮我打开中国这个陌生国家的大门的一把钥匙。第一次接触新闻是我采访的一些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人。接触他们时感觉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的那个外交公寓的安逸生活直接走到这个国家最底层的苦难面前。

后来这种悲剧性的新闻做多了好像也有些麻木。好像记者都会情不自禁的找一些方式保护自己,有许多朋友是靠喝酒解乏,有许多也看心理医生,总之那些人间悲剧不能当作家常便饭,必须学会调节自己,不能过于敏感,也不能麻木不仁。

我刚进入通讯社时,我的老板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美国人。所有人都怕他,他一吼起声来很吓人,他很苛刻,不允许我们有半点差错。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对中国了解很深。他稍有些驼背,身体消瘦,个子不高,但是好像浑身都是干活的神经。只要他在办公室,就没人敢偷懒。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行业的技巧,严谨和认真。我虽然做记者比较晚,但我想把这个行当做好,这个欲望很强烈。他好像也察觉到了,新闻是需要嗅觉的,也需要一种不怕疲惫的好奇心。我经常带一些新闻线索给社里,但有时不小心会犯一些初级的错误,比如夸张,或对信息不做充分核实,每当此时他就会毫不留情的当众批评。我只能训练自己把脸皮搞的厚一些,因为我不想放弃这个许多年以来我唯一还能说比较喜欢的一个行业。

基于这份工作我终于可以深入的了解中国,经常到全国各地采访,题材很丰富,有正面,反面,有主流和边缘,有娱乐和政治。为了做记者我在不同的国外的大学读过书,但学的是电影和电视。或许是因为我还在做商务官员那短时间认识了一帮做纪录片的导演,他们所拍出来的中国和我从使馆看到的中国很不一样。虽然我从南到北,座火车跑了中国许多地方, 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国家很陌生。

有一本叫“我的摄像机不撒谎”的一本书影响了我,是一个年轻评论家写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事情。对我感触很深。我觉得“眼见为实”这句话很真实,希望自己也能带着摄像机到处去走走,看看。所以就学了电影和电视。

但我实际上心中最喜欢的是写作,我非常喜欢写作。打小时候就喜欢。我去美国学了美术是因为当时根本就不会说英语,担心我上别的课程跟不上,所以就选择了一个不需要讲任何语种的一门课。后来到了秘鲁,离开了那么多年,西班牙语也不好,所以考大学将错就错,接着学美术。

我的美国老板经常鼓励我写,说我没问题,可以写,他改。他会讽刺我,改我的文章, 给我许多任务让我完成。我虽然在电视部门工作,但他允许我写东西,我对他感激不堪。

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发完了电视新闻之后就去写一些小的报道给他看,他那个严厉和傲慢的态度也会让我猥琐,但我觉得这是我黄金换不来的机会,就开始大胆的写稿子。

他经常说我们社不是人权办公室,不能捡到什么呼吁,什么抗议,什么上访,都不去做核实就报道。他说有的新闻时机未到报道也会反响不大,需要放放,等信息充分了再去报道。

就这样我隐藏多年的写作欲望开始暴露了。或许因为我父亲是作家,而我与父母关系一直不好,所以我不敢对自己承认我喜欢文字,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可能最大的障碍也是语言,因为我不清楚哪个是我的母语,我说的所有的语言都是“继母”语,说的好,但没有一个我觉得很自如,很自在,可以放开了写。这也是我这几年的烦恼,和痛苦。

我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基因,和对文学的热爱。所以我一直推卸这件事情。

有一回我与父亲吵架,我问他为何要拉着我们一家人到这么遥远的国家来生活,弄得我妈妈放弃社会学家的事业,我和妹妹生活彻底改变了呢?他对我这些问责一直说不出话。他是一个靠文字说话的人。他不大擅长狡辩和争论,并且这个讨论我们已经许多年一直都在说,也是我与父母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

我经常会回想起小时候在利马的生活,妹妹和我上着一个法国学校,两个人还经常与父亲去看话剧,到海边,到山里旅游,我们家经常会有当时秘鲁最好的作家到家里做客。我父亲当年也是记者,经常会讲起一些很神奇的故事,比如如何在军队政府的那些年晚上戒严还要出去做报道,经常被军队的士兵骚扰。

我印象很深有一回,我和妹妹还很小,我们从窗户看到军队的坦克驶入我们门前的那条公路,缓缓的向前行。记得妈妈很紧张,因为父亲还在报社没下班回来。当时通讯也不发达,家里没电话,就很难知道我爸爸怎么样了。

后来爸爸说秘鲁有政变了,所以坦克出行了。他是安全的,但好像他们报社的报道会引起新政府的不满。

我妈妈是个社会学家,他在一个秘鲁的理工大学做社会工作和教书,主要是帮助救济那些贫困的学生,并且做一些贫困方面的研究。她也往往带着我和妹妹去拜访一些贫困生,到一些很贫民区做她的研究。所以我打小就对社会问题,对政治有强烈的好奇心。

爸爸是个书虫,他有一个书房,里边四面的墙都摆满了书,什么书都有,有莎士比亚,有俄罗斯文学,有英国,美国的小说, 有法国诗人,有秘鲁作家的诗歌和小说。应有尽有。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成长觉得自己幸福和充实,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各种想像。有时我想长大了做一个议员,可以参政,父母通常谈论秘鲁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也感兴趣,并且好像骨子里有一种反对专政,军政府的想法。

许多人觉得孩子什么也不懂,我虽然当时可能十岁,或者十二岁,但因为父母的这些熏陶,我确实开始遐想将来的生活。

我在学校也试探着写了一些小文章,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羡慕嫉妒恨。

但这一切我们到中国之后就全没有了。一切好像变成了一个梦。好像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梦,或者新的生活是个怎么也无法醒过来的噩梦。我们从一个与社会有着亲密接触的家庭,变成了住在一个有着围墙的公寓里的“外国专家”家庭。

总之,我很思念也留念儿时的生活,经常想如果我们家没走会如何呢?

我父亲通常会说:“你知道当年秘鲁有内战,有多危险吗?”,或者说:“当年你知道多少人想来中国看看而来不了吗?“。但是终于有一天,与我吵了无数次之后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最真心的心里话:”你不知道在秘鲁,我又做记者,又教书,多累吗?我哪里有时间写作?“

突然,我认为这是他真正希望留在中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说别的原因没有一点,但他发自肺腑的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父亲经常会焦虑,焦虑会引起他心痛,带他去看病医生说没事,给一些镇静的药就打发走了。

我妈妈说父亲焦虑是因为多年没出版书了。他多年埋头写作,而且离开了自己的环境, 和那些可以与他交谈文学的朋友他变得很不自信。他焦虑时我们会很害怕。有一回我们做飞机, 他在飞机就开始发作了,弄的机组人员人心惶惶。

过了一些年,父亲的焦虑好像随着他出版第一本书就开始缓解了。他在利马出了第一本书反响很好,所以他有勇气出第二本,第三本,就这样这每年出一本。这些书都是讲秘鲁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

对我来说我与文学有爱和恨的关系。好像文学即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父亲为了写作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熏染了他的两个孩子。

我许多年是叛逆的,所以故意避开文学和写作,也不大想与文人知识分子多来往。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路,自己可以热恋的自己的爱好。

但,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将要步入生活的秋天,我仍然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罢了。

我到通讯社工作选择做电视记者,或许因为当时还未诚实的对待这个问题,但也或许因为电视记者需要见证新闻事件,电视必须在一线,必须在现场,这,我很喜欢。对我一个不了解中国,排斥中国的,被中国排斥的我,一线是最好的与这个国家从新结缘的一种方式。

8

我在网上认识了个在安徽一个叫BS 村子里开了个书社的策划人。那个秋天得知他要开个音乐演出我就跟个朋友开车去了。从合肥到BS开了四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吃着我从国外带的火腿和奶酪,听着音乐。很开心。

傍晚到了BS,太阳落在了远处的山脉中,开车的朋友说很累就找了个饭店休息了。我不懂生活,生活何时被什么打乱了,我也不清楚。有时我会有一个无名的痛,那个痛会使我胃翻腾不停,只有痛快的哭一场能让我平静。 一个做中医的朋友说让我尽情的哭,“哭可以排毒,你哭了身体就是干净的” 他这样安慰我。那我身体肯定非常干净,因为我已经变成了个哭虫。我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哭,怕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怕受伤害,怕被利用,怕被误解,怕被拒绝,怕得事情多的去了。但是我不怕死,我也不怕孤独。

在车上我就有过那种无名的痛。好像碰到陌生的事情,或者预感将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会心慌,焦急,其次就开始哭。我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和朋友聊天,突然想哭,朋友不解。但,似乎他非常希望赶紧到达那个BS村庄,想让我开心一些。

我做记者很多年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也跑遍了,发现中国美的地方很多,但可惜许多的也在消失。所以我听说有BS这样的地方,就格外的开心,不应该哭。

跟朋友吃完了饭,我们就找那个BS书社,村民说就在村子的后方。村庄很美,晚上街上没有路灯,黑夜里满天的星星。

就在那里,在那个BS书社我又见到了你。你座在一个角落静悄悄的,喝着酒,抽着烟。带着方眼镜跟什么老外聊天。你没看到我,我跟书社策划人打招呼,说一堆关于出版业的事,他说不愿意住在城里,先前住在深圳和上海,都放弃了,说要搞一个“乌托邦”社区,让艺术家和村民交流农村和城市文化。

我跟策划人聊着聊着就突然认出了你。你头发少了很多,鬓角还有一些白发, 但是你的眼睛没变,还是那么闪亮,还是那个腼腆的微笑。我以为你是对我微笑,可是你没看到我。你就在那个角落里微笑着发呆。

9

你起初看到我很震惊,反应很慢,没说话。我把你从BS书社那里拉出来了。穿过小巷,一直走到村子的外边,有一盏灯,我在路灯下看着你,你站在哪里仍然不说话。我想拥抱你,可你退了几步,说“别,咱们别。。。”

漫天的星星,一望无际,让我回想起小时候躺在宾馆草坪的日子。当时觉得希望外星人把我带走,因为一切对我来说很陌生。但现在看到漫天的星星有种和解了的感受。

我们坐在地上,你说你现在在合肥图书馆做管理员。说你家里帮你在安徽找里份工作,因为在北京你经常惹祸,而且生活很不稳定。你说父亲的那个公司做的很好但是好几回险些倒闭都是因为你欠款,借公司的钱不还,还有一些赌瘾。

你说从那次劳教就没彻底恢复,有些年以为恢复了,开始挣钱使劲花,觉得很成功。但,慢慢,钱花得多了,惹父母生气,你觉得就那么回事。想上大学,但年龄已经过了,并且,那个劳教的经历使你变得很消极。对什么也没有追求,变得不自信。

我听着你讲这些,那个无名的痛又回来了,想哭,想抱住你哭。可是你不让。你抽着烟说了很多,说好几回险些结婚,后来因为自卑,并且觉得结婚很世俗就没有。你问我孤单吗,我说没有,我说好像我生活很充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有,也都挺过来来了。你说你不仅仅孤单,你还麻木。你说来BS因为书社偶尔会在合肥办一些活动,并且书社策划人很特别,在他那里你可以轻松,所以经常在这里休息。

我想跟你道歉,我内疚,但我很清楚我没告过你。并且那么多年过去了。

在秘鲁有一些朋友经常问中国的事情我似乎曾经讲过与你的故事,特别是与你在秀水市场见面之后的那次讲话,我使劲的回想过,好像隐隐约约记得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连着几天把我叫到学校教务处找我谈话。那个男老师还问我需要不需要他离开,让我单独与女老师聊天?我当时说不需要。老师在我面前摆过一些什么文件让我签名,但我没签。

那天晚上是我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我记得我和你的床铺是挨着的,我们上铺还有别的学生,宿舍满满的都是人。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子,一直在我们临近的床铺哭泣。宿舍里很冷, 你的手冰凉,握住我的手。你好像在发抖,我也是。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挨骂的,但我们也很兴奋。觉得我们那是小说般的情节。

我们虽然怕,但我们挺开心,你问我回家会怎么说我说我会撒谎,说跑到宾馆朋友家过夜的,你说你父亲不会知道因为你经常到同学家。我记得你第一次说你爱我,这我记得,你握住我的手声音很小的说“我爱你,伊索”。

我们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就发生了那些一堆的事情。到底谁告了你,我不知道。现在父母也老了,问他们也没必要了,我们要不要找那个学校再问?

10

那天我想让你生气,想报复你,想让你与我一样疼痛。你在BS村口骂了我很多,说的难听的话我一辈子没听过。我说你不麻木呀,我说你不是挺冲动的吗?

我当时害怕了,真的怕了,但我要怎么样?叫110让警察来,然后你真的可以怪我告了你吗?

我说你现在变得很难看,很丑,很没意思,你的眼睛无神,我想继续骂你。但我心里内疚,就回宾馆睡了。

我们这样开始了微信聊天了,你在BS书社策划人的群里找到了我,开始与我聊天。

我们这样聊了好几个月,你开始说喜欢我,但是不想来看我。你说你是一个被动的人,慢热的人,你说给你点时间,你自然会来。你经常说我变化很大,说我现在说话冲,说原来不是。你说你怕我, 但一直没中断与我的微信聊天。

我与你讲我不是冲, 我说我从中国走后就变成了个船员,船员四海为家,船员身上有种贼的味道,我说我身上有。你经常笑我胡说八道这些,你说好玩。我说但是船员都最终会急于找到一个靠岸,一个可以歇脚的码头,船员也会偶尔向往过风平浪静的日子,向往可以在夜里守望着星星享受宽阔无际的大海。

有一回我发了微信,问你“你真的怕我身上船员的那个冲劲吗?”你说我太厉害了,你说你实际上不喜欢我。我发现你是一天一个变,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今天主动明天被动。所以我开始叫你企鹅了。因为你好像不希望走太远,你有翅膀不会飞。

11

渐渐的我似乎爱上了你,不是那种疯狂的爱,不是那种神魂颠倒的爱。是一种平静的爱,好像我从没体会到的爱。这种爱会让我想保护你,安慰你。

年轻时我酷爱戏剧,曾经有一度酷爱演员,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逃离现实,喜欢他们在舞台上的放肆。我也曾经神魂颠倒的爱上了一个演员,M。 他说话从来不正经,从来都是在开玩笑。他家的墙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面具,有时他会摘下来带在头上给 我表演,让我拿钢笔给他画速写。

第一次与他认识是在一个街头演出,他听说我在中国呆过就过来跟我聊,说他热爱中国文化,还用西班牙语给我背了几句毛泽东语录,说很喜欢样板戏。再后来他经常说自己是陈伯达我是江青,说我们应该偷情。他觉得那样说很浪漫很好玩,他不知道在中国说文革是个极不浪漫的事情。他对文革的认识是早年从中国过来的新华社和《中国建设》这种杂志。许多秘鲁知识分子跟他一样,看着那些喜气洋洋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 照片就会觉得中国应该是天堂。

M有个坏毛病,就是隔一段时间突然形影无踪,回来也不会给我任何解释。他会先把家里的窗户和阳台锁得很紧密。他失踪我知道他风流去了,会心碎。他总会回到我身边,因为别人那里没有钢笔速写,没有中国诗,没有毛泽东语录 。他走时我会往门缝里塞一些纸条,上边有我的钢笔速写和我模仿毛泽东语录编的一些小口号:“只有志同道合的爱情是永恒的“,或者”我会把心交给灵魂的革命者“,我知道他喜欢这些。

M让我明白了爱情可以是很危险的,恋爱有时会让人失去自尊的。但我也明白了这种神魂颠倒的爱是不能长存的。

我不太擅长说肉麻的话,可能是年轻时对肉麻的爱情失去了信心吧。但我好像现在对你说这些是挺肉麻的。

你真的是一个企鹅。羽毛短短的眼睛很亮,你的声音好像一直放在在肚子里发不出来。你似乎单纯又无辜,很可爱。自从第一次看你滑冰我就喜欢上了你 。

现在是秋天,有人说秋天的爱长不了。这是一个枯叶的季节,不长花不长草,所有浪漫的事情都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为何在这个季节与你又从新交往了呢?

那天晚上我们在微信里吵架,后来又拿起电话吵,吵着吵着就睡着了,我带着耳机听着你的呼吸声,好像你在对我说悄悄话,声音不清晰但我可以听到你的呼吸和叹气。

The end

HOMENAJE

JUAN MORILLO

HOMENAJE A LA TRAYECTORIA LITERARIA DE JUAN MORILLO GANOZA
28 de Octubre, a las 7:00 pm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Organiza: Academia Peruana de la Lengua y el Instituto Perú-China de la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Participan: Miguel Gutiérrez, Marco Martos y Ricardo González Vigil

Juan Morillo Ganoza (Taurija-Pataz, 1939).

Morillo estudió en la Facultad de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rujillo en la década del 60, tiempo en el que se vincularon con los futuros integrantes de grupo “Trilce”. Su primer libro se titula “Los Arrieros”, publicada en 1964, por lo que este año el escritor también conmemora los 50 años de dicha edición.

La más reciente novela del escritor es el libro “La Casa Vieja” (Editorial Summa 2014)

Juan Morillo también se dedicó al periodismo en diarios y revistas del país. Su último cargo, antes de emigrar a China en 1978, fue jefe de Edición del diario La Crónica, en Lima. Ese año viajó a Beijing para trabajar en lo que hoy es la Universidad de Estudios Extranjeros. Desde entonces vive en la capital del viejo Celeste Imperio.

 

理想情人

故事的开头

我的手触摸着金属,玻璃和芯片。工作了一天的指头含着颗网店买回来的电子烟,还有许多电子玩意,你知道,对人体无害的电子玩意。据说,它们不会产生依赖,好似一个理想情人,可以随时消失,隐蔽,可以随时脱离和亲近。或许一个失眠的大叔今晚看着这些微信打盹,发牢骚,表现出对这些渴望填补空虚的短信的一种无奈。

我梦见我们的手臂变得很短很短,而且我们的肺已经忘记如何呼吸,我们好像变成了鱼。在鱼缸吐着水泡的鱼。

你像只企鹅。不是那个qq头像的那个企鹅,是一个腿不会走路了的企鹅,或许手臂不会拥抱我的企鹅。此时你更像一条鱼。而我那个金属壳的,玻璃镜屏幕的,带芯片的手机是你可以无拘无束存在的鱼缸。

好像是外星人

每天离开那个外国专家公寓去看你滑冰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因为当时没什么让我们快乐的,在外国专家俱乐部跟服务员打乒乓球挺没劲的。我每天做恶梦,梦见外星人把我带走,或者梦见外边有个鬼要进我的房间,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我。夏天有时我躺在那个很舒适的花园般的公寓的草坪,那个不允许你进入的公寓的草坪上,就幻想被外星人包围了,带走了,而且喊不出声。嗓子很想叫你来帮我,叫你来。但是我发不出声。当时十五岁在北京生活真没劲。

父母说我是语言天才,说我一学就会,因为小时候得心应手的学会了法语。我十二岁来北京他们就直接把我和妹妹送到附近的中国学校。不会汉语上学真是一个恶梦。难道父母疯了?

每年夏天专家俱乐部门前会有一些因为要回国了的孩子和父母们与大家聚在一起告别。然后坐着那些专家的专车开往机场。许多人会哭,公寓的服务员好像不会哭,人走了他们可以捡到好多进口的衣服和东西。第一次看人走,我哭了。以为他们不是真的要走。怎么会有人那么容易就走了呢?为什么北京不是他们的家呢?有的人在北京生活了十年,还是走了。有的人记得说不能在一个修正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工作,所以回去了。他们好像是阿尔巴尼亚人。

那个时候起,我的梦想是走。哪天我也得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外国专家公寓。让那些外星人把我带回我的地球,离开这个我喊不出声的鬼地方。

如何认识的你

认识你是我学会滑冰的那一年。在那个公园冻结了的湖泊看过你滑,就跟着你学了。都是为了认识你。那天从学校出来你边买烟边说要逃学去公园滑冰。你的衣服,和当时喇叭播放的音乐我还记得。军大衣下边是黄毛衣,歌曲是邓丽君,对吗?

好像第一次你伸手与我手拉手滑冰是一天的下午。你的书包,我的书包都扔在了冰冻的湖泊上。你说“来呀”。你的同学都笑了,起哄你。咱们俩挺般配的,很般配的滑着邓丽君的那首我记得旋律不记得歌词的歌曲。你那时候胳膊很壮,记得你高大。不是今天的企鹅。在冰上滑冰摔了也有快感。

你说美国的滑冰鞋好,所以我出国买了一双,给了你,每次偷偷的带着它们给你滑,结束了又带回来藏在床底下,是我们的秘密。那双美国买的滑冰鞋实际上是二手货,我没钱买鞋,爸爸妈妈也不给我钱,只能在一个美国小城市里的二手货店买了这双给你。你挺开心。

如果那天晚上没去跟你的朋友喝酒,或许咱们就没事了,是吗?是你的那个叫大山的朋友,他好像已经工作了,是工人,他说要喝酒。我们去了一个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餐馆。给了服务员好多烟他们就让我们在那里玩到多晚我也记不清了。你是那样说的,说只要给他们烟,他们不会赶我们走的。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否能解释你为何现在四十多岁还是那么叛逆,但同时那么胆小怕事呢?你今天变成了一个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那种很消极,很窝囊的那种人。我说你像一个企鹅,因为我心里对你有爱,因为我忘不了那年的冬天你教会了我滑冰,逃学,在傍晚走在北京大学的外边找餐馆给他们烟为我们做饭什么的。如果没有那些我的青春可能会是一个忧郁的青春。

那天你说不能回家,你说谁也不能回家。因为我们都喝了啤酒。而且啤酒是绝对不会被我们各自的父母允许喝的。所以你说不能回家。唯独你的同学是住校的。我们爬了墙进了学校,走进你那个同学的寝室。他告诉所有的寝室睡觉的男同学给我们六个男男女女让床。豆豆在吐,她个子高,但是她受不了喝酒,吐了。我困了,给了我一张床就去睡了。一睡到天亮。咱们大家伙起来就回家了。

我在家里被父母臭骂。妈妈说要告你,还是告谁,我也不清楚。我妈妈到处找东西,她说肯定干了什么坏事。要找到干坏事的证据。她找到了滑冰鞋。

你那年就这样悄悄的消失了。你们一家人看着电视,磕着瓜子,说了一串假话:“我们会去看你的”。

家里那个电话没用。有也没人给我打电话。父母经常用它订车,订司机,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翻译。对了,还有使馆给我们打电话参加活动,我们也会去的。

那是多可笑的,我还是哭了。

 

是你吗?

北京是一个收养了我的城市,更确切的说,它收容了我。我当年很急着的离开了这里因为我恐惧时刻都可能遭受被拒绝的那种感受。还有,就是想离开那个冰宫,那个不允许我随意出入的冰宫,我住在那里像一个小公主,不能随意出宫接触凡人,他们也不可以接触我。 我们宫里人的生活比周围人的生活好很多,不用粮票,布票,没有那些凡人世俗的烦恼。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很麻烦。我们是有必要的麻烦。

我在国外安家了。很少回来,说实在的,也很少思念这里。我好像没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没有什么珍贵的回忆,更有意思的是我没有很多可以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回忆的朋友。因为他们都不见了。

回国,我回到了另外一个语言,另外一个世界。在北京每年可以去人民大会堂许多次,偶尔也可以见一些国家领导人什么的。回国就是一个凡人,我挺喜欢,但不太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很少回北京。回来也是为了看父母,匆匆转一圈就走,尽量减少停留在美丽的冰宫的时间。

找一个定居的地方好像很难,要从新给自己定位,这个太难了。特别是对一个15岁的少女。

在美国每当别人问我来自哪里我会很自然的说“中国”。他们看我似乎半信半疑,因为我长相的确不象中国人, 随后而来的问题便是“你是来自毛泽东的那个共产党的中国吗?“

后来我回到秘鲁,别人问我关于中国他们尽然会说”噢,你来自那个修正主义的中国,那个邓小平的中国…..”

那年夏天,我离开北京数年后度假回来看父母,在秀水市场买东西带回送朋友,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正找辆出租车回家,突然有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拦住了我:“喂,伊索,是你吗?” 站在那里看着。 我回过头瞟了两眼:“是你吗?” 我犹犹豫豫的说了。你的头发汤了大波浪的卷发,腰带叉个BB机,穿着一个褐色短风衣,很腼腆的笑着。虽然变化不小,但我还是认出来了。

我们去了附近的肯德基, 你说是全北京的第一家 “可好吃了”。我们啃着香辣鸡翅,吃着土豆泥,喇叭放着Kenny G 你说好听。 你那吃土豆泥的样子我认不出来,一边喝着大杯的百事可乐,很入流也很得意。你说现在帮你爸爸和哥哥做生意,进口一些仪器什么的。你问我回来做什么,我说还在上大学,度假完了马上就回去了。你说现在中国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能挣钱,问我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开个餐馆或者开个画廊,”一定很赚钱的“。你讲这些,好似很离奇,我说我累了,拿起那些大包小包要走。你说要送我回去,坚持说送我,说今天是缘分,将来指不定见不着了,就送我一回。

我们座出租车不说话。穿过建外大街,长安大街,然后又进入西直门,是夏天,好多小餐馆和小铺子开着灯。你说要喝酒,我说想回家。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失忆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问我美国喝啤酒很危险吗?我说美国的啤酒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喝啤酒。你说北京的啤酒最危险,喝着喝着就可以忘掉一切。你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找了个大拍档, 要了啤酒,说有些话还是要讲的。我无奈,五年前的事情,对我没太大的影响。至少我当时觉得没太大的影响。我说不用说了,但是你找了一个空的矮桌子坐下了,要了几瓶啤酒,就一瓶又一瓶的喝着。你的眼睛红了,很奇怪的目光盯着我,先是盯着我的左眼,再是我的右眼,然后又是我的左眼,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在我眼前晃。你问我记得那天晚上吗,北京大学那天晚上。

我假装不已为然的说隐隐约约记得,你问我为何后来咱们就没再见面呢。我说我找过你,但你那边后来没人影了。后来,反正北京挺没劲的,我就走了,到国外上学去了。

你拿着啤酒瓶子,说,你的爸爸妈妈让你保证永远不与我再见面。“那很正常,我是老外,跟我来往有什么好的,对吗?”

你站了起来,拿着那个酒瓶子往地上一率,砰的一声,你然后说:“他妈的,什么老外,你他妈的告我了,就因为你告我了,我上了劳改所一年,你知道吗?”

邻桌的人一群一群的在路边灯下吃着花生,喝着啤酒,没被我们的吵闹而惊动。

那天我记不得了是怎么回家的,是你送我的,还是我送你的。不记得了,或许我真的失忆了,或许我真的记不住那些很难过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起来,脑子里只记得你说的又说的那句话,说我告了你。“你告了我!”而因为这个你在劳改所带了一年。

我怎么也不记得我当时告你过什么,但你说学校给你看了我签名的纸条上边有说你冒犯了我。还说你对我有流氓行为。你说了一堆,后来又笑了。我永远忘不掉你那双看着我带着无比仇恨的眼神,叫我千万不要可怜你,说你没事,都挺好,说劳教所挺好玩的,很炼人的,还认识了一堆人,对做生意有帮助。你说什么事情都有它的黑暗的一面,和明亮的一面,你说我确实是一个老外,我不懂。你说比如后来你再也没逃学,也没再滑冰,而那些没用,对吗?你问我, 对吗?

 

皖人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安徽农村一个叫做BS 的小村子开了一个书社的人。从网上得知他要开个音乐演出我就跟个朋友开车去了。开了四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吃了我从国外带的火腿和奶酪。

傍晚才到了BS,太阳落在了远处的山脉中,开车的朋友说很累就找了个饭店休息了。

我不懂生活。生活被什么打乱了,我也不清楚,有时会有一个无名的痛。那个痛会使我胃翻腾不停唯一能让我平静的是哭。我变成了一个哭虫。一个做中医的朋友说让我尽情的哭,“哭可以排毒,你哭了身体就是干净的” 他说过。我身体肯定非常干净。我想过许多次我怕什么,实际上我怕的是受伤害,我怕被利用,我怕被误解,我怕的很多很多。但是我不怕死,我也不怕孤独。

我们吃完了饭找了那个BS 书社,他们说那个书社就在小村子的后方。这个小村庄很美,晚上街上没有路灯,黑夜里满天的星星。

屋里坐着一帮老外

 

 

 

 

 

 

一桩事先张扬的封锁:与栗宪庭小谈北京独立电影展的关闭

记者: 我可不可以提两个问题。

栗宪庭宪庭:那你就过来

记者: 我就是想谈,您已经组织了十一届这个独立电影展。那么,您能告诉我们您今年遇到的困难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栗宪庭:今年的问题也是往年的问题,因为往年也每次都碰到问题。这种活动,与拍独立电影有关的事情现在好像成了一个禁区一样。它是逐步在升级,今年特别严重。也不知道今年为什么这么严重。

记者: 您认为当局是希望这些事情走向更规范化吗?比如说,他们希望您能注册这个电影展?

栗宪庭:我当然也希望这件事情规范化,我希望电影基金不是我个人的,它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去申请,但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记者: 为什么?

栗宪庭:它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你申请一个私人基金会,是不太可能的。完全没有可能。

记者: 他们有没有对您讲过希望审查,或者看您要展出的这些电影?或者他们说需要批准一个电影名单,或者是参展的这些导演?他们有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呢?

栗宪庭:提过这样的要求,就是09年以后,他们提过要求,就是说要看这些片子。

记者: 那09年之后呢?

栗 宪庭:09 年以后他们就把我们这个机构撵出了宋庄美术馆,电影展回到了我的老院子,变成私人工作室,就像我做艺术批评一样。艺术家给我作品,然后邀请些朋友来观看和 研究电影, 就像工作室性质的,所以就不需要给他们看。难道每个学者收藏资料来研究一个艺术现象,还需要去报,报方案吗?研究室是没有禁区的,对不对?

记者:您认为独立电影现在是一个禁区,是因为当前中国只允许主旋律的方式做电影, 是吗?比如说有个规范的制作公司,制片商,发行商…

栗宪庭:我是把它看成跟艺术一样的;导演,独立导演和艺术家是一样的工作方式。因为现在艺术已经很广泛,我们的展厅里,很多放置的都是影像产品。这和传统的运营的方式,和规模化的生产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这是个人的一个艺术创作。

记者:那您认为这种创作的空间当今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栗宪庭:我希望将来环境会开放,民主和创作自由是要靠争取的。我们不能靠他们规定了哪一天可以放我们才去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必须争取创作自由和表达的权利。

记者: 那您认为现在独立电影工作者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呢?

栗宪庭:这个环境,其实一直是很困难的,只是每个时期的严酷程度不一样,每个时期界定的这个禁区的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八十年代连画抽象画都是禁区。这,开放到现在,目前,独立电影是走在前沿的。我支持独立电影,我觉得独立电影就是当代艺术。

记者:您认为假如没有独立电影的空间,对社会是怎么样的影响?

栗宪庭: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创作的自由,一个国家想象力没有自由,这个国家就没有文化。

记者:昨天有一些村民,跟我们媒体说这些电影是没有用的。说你们来这里是捣乱。他们是不要这些的, 说”我们村里不要这些东西,是给我们找麻烦的”。

栗 宪庭: 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进驻的话这个村子是非常贫穷的。我们90年代来到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荒滩。房子都是塌着的。正是这些艺术家来,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结构,今天他们又不给艺术家自由。他们村民是受煽动的,这些农民是被政府官员煽动的。他们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忘了他们这个村子是 怎么富裕起来 的。

记者:村民也说了他们希望找来不搞政治的艺术家……

栗宪庭:我们没有搞政治,如果看过我们所有的片子,大量的片子是没有任何政治牵扯的。只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是在表达内心的苦闷,内心的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艺术家和现实的关系。我们没有涉及政治,只是政治在干涉我们。

记者: 怎么干涉?

栗宪庭:他认为这个东西不能放映,要像批龙标一样经过批准。大量的艺术家的创作,难道是要经过这些部门批准才能创作吗?

记者: 那您认为有没有可能这需要一个过程?

栗宪庭:对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个争取的过程。争取基本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以及自己的作品展览的自由。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者: 因为当代艺术也是走过了一个过程,就像您说的现代艺术从被禁止到走入被收藏,被博物馆收藏,还可以公开展示。

栗宪庭:我相信有一天独立电影也会像当代艺术一样,有一天这个禁区被突破了。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突破这个底线。

记者: 您的支持者多吗?因为基金需要很多的支持者来维持,对吗?需要钱, 对吗?

栗宪庭:是有不同的艺术家每年都在支持我们。

记者: 那您认为是不是政府害怕的就是这个,他们不喜欢的就是你们成群的结社。它或许不介意你们单独去拍这些电影,但是介意的是你们聚在一起。是不是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种方式呢?

栗宪庭:那我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就是在一个庭院,我请三五个朋友看个片子,或请七八十个人看个片子,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当地村民对这些没有兴趣就不来看,甚至宋庄的艺术家也不来看,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些独立导演在看这些片子。

记者: 那您认为问题是独立电影本身,还是因为聚会,结社,担心你们成为一个小组织呢?

栗宪庭:都有。独立电影也被认为是一个敏感的东西。这个平台建立他们认为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不是。

记者: 那电影节今年是不开了?

栗宪庭:今年是不开了。

记者: 明年呢

栗宪庭:明年我们还做,但是能具体做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记者:好的。谢谢。

8月24日于宋庄

El zorro y el tigre

Un tigre hambriento andaba por el monte y se topa con un zorro. Sin mucho esfuerzo el tigre pone sus garras sobre este dispuesto hacer de él su comida del día, cuando de pronto oye una voz desesperada que le dice: “No puedes comerme! No puedes comerme! Soy el enviado de Dios para ser el líder de los animales. Si me comes, estarías violando la voluntad del cielo, y serás castigado.” El tigre afloja un poco las garras, aún con dudas de dejar partir a su presa, mientras el zorro proseguía ansioso, “Si no me crees, vamos a dar una vuelta por la selva y verás cómo todos los animales me respetan.”

El tigre reflexiona y decide ver por si mismo, y así evitar afrontar la voluntad del cielo. Acompaña al zorro a un paseo por la selva; al ver llegar al tigre los animales empiezan a huir despavoridos en estampida. El tigre, sin saber que su presencia era la que causaba el pavor en los animales, creyó entonces en las palabras del zorro, quien decía ufanándose: “¿Ahora me crees? A mi los animales me respetan!”

 

–Esta es una fábula popular china recogida en “Intrigas de los Reinos Combatientes” 《战国策》, un texto de historia escrito hace más de dos mil años por varios autores de la época. La fábula es acerca de cómo los débiles pueden usar con astucia el poder de los otros para el beneficio propio. El débil sigue siendo débil, pero esta estrategia le permite ganar tiempo para sobrevivir, mientras su debilidad no sea descubierta.

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草场地之恋

100元的房间白色的灯
没有身份证,和通常入住的手续
一张床,一个灰色的窗帘
一束塑料的花依在白色的墙上

就是草场地的那间房
迎接着
你的拥抱,你的眼泪,你的笑容,
你的温柔,你的感怀,你的忧愁

蚊子参与我俩不眠的聚会
分享着隐私的亲密

你童年的创伤和我成人的孤单
印在了发了黄的床单上
存放在了那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
四方形的空间见证了我们前世的姻缘

25周纪念日的来临
他们查阅了你的绿色书包
删除了你的照片
成全了这个迟来的友情
你签署了一封保证失忆的信
我伤痛的哭在了你的怀抱

大娘的饭菜和怀柔雨中的山脉
晚间的云,和朦胧穿行的半月
是上苍为了安抚我们的安排

2014 年4月23 日写于  废都

 

UNA CIUDAD QUE HABLA

Encontré a Rui sentado en la entrada de mi patio, vestido con una camisa amarilla y un bolso verde de fotografía colgando del hombro. Nos saludamos como viejos amigos a pesar de que era una amistad reciente.

Mi anterior cita con Rui había sido un largo paseo de nueve horas por las calles de Pekín, habíamos conversado sobre arte, literatura, política, pero sobre todo de la extraña relación que tenía con su padre -un viejo comunista de Malasia que llegó a China en los 50 para participar en la revolución.

Al fallecer le había dejado una maleta llena de fotos y otros recuerdos de su juventud, y Rui quería hacer una exposición sobre esto. Fruncía las cejas como si estuviera reviviendo recuerdos tristes al hablar del padre. A pesar de su edad (ya entrado en los cuarenta) parecía alguien con un destino indefinido, un adolescente en búsqueda de una forma de expresión propia. Había estudiado literatura e historia del arte pero le interesaba la fotografía, el cine, la escritura, y también la pintura.

Pekín es una ciudad que si la escuchas te habla, te cuenta sus historias de rupturas, cambios, éxodos, fracasos, éxitos. Una ciudad llena de cuentos que emergen cuando uno se acerca a la gente. Entonces uno se da cuenta que detrás de los muros, edificios, rascacielos y avenidas Pekín es una ciudad que habla, y hay que saber oírla.

En todo eso pensaba mientras iba en bicicleta hacia la cita con él.

“Espérame aquí” le dije al verle, y subí a mi edificio a cambiarme de ropa. Él sonrió, encendió un cigarro y me apremió, “apúrate por favor que ya llevo veinte minutos esperando”.

Era el inicio del verano, hacía un calor húmedo e intenso. En el medio día que había estado en la bicicleta se me había empapado la ropa con sudor, me cambie de blusa, y me puse unas sandalias de cuero, y fui hacia la calle para encontrarme con Rui.

Al salir la entrada del patio estaba vacía, y Rui no estaba. Pensé que quizás se había ido a comprar cigarros, o que estaba cerca. Esperé un rato, envié algunos mensajes por Wechat, sin respuesta. Me puse a buscarlo, y llamé por teléfono pero tenía el celular apagado. Hice una ronda rápida por los bares vecinos, sin lograr encontrar rastro de Rui.

Pensé que me había dejado plantada, que le había surgido un imprevisto, o que quizás había tardado mucho en cambiarme de ropa. Pero, si sólo habían sido a lo mucho diez minutos! En todo caso, mis llamadas seguían sin respuesta.

Sin saber muy bien qué pensar me fui a dormir temprano.

Por la mañana me despertó una llamada desde un número desconocido, y luego un mensaje con sólo “Rui” como texto. Al marcar el número al otro lado de la línea me responde Rui con una voz sin aliento: “Hola. Viste mi mensaje? Ayer, me llevaron a tomar té”. “Tomar té” es como la gente llama popularmente a las “citas” convocadas por la policía, suelen tener lugar en las comisarías, restaurantes, cafeterías, en habitaciones de hotel, y las invitaciones suelen ser “para tomar té”.

“Tomar té?” le dije sorprendida. Me dijo que era algo largo de explicar, y que teníamos que conversar desde otro teléfono cuando “todo haya pasado”. Recordé que era el 2 de Junio, víspera del 25 aniversario de los sucesos de la plaza Tian’anmen.

Hacía un par de días la policía había detenido a un artista chino-Australiano por publicar textos en un periódico extranjero comentando el aniversario. Hacía casi dos semanas Guang, otro amigo pintor, había sido detenido por organizar una performance conmemorativa del 4 de Junio. Era una fecha tabú para el gobierno, a pesar de los veinticinco años transcurridos, esto parecía seguir siendo una herida abierta, y se sentía en la reacción de las autoridades, decenas a activistas, artistas, abogados, periodistas, e intelectuales habían sido detenidos en todo el país .

Por ello, cuando Rui me contó sobre su detención en una comisaria cerca de mi casa sentí un escalofrío en el cuerpo. Me contó brevemente que le habían quitado el teléfono, la cámara de fotos y la computadora.

Rui no quiso hablar más, me pidió conversar otro día, cambiando de teléfono y cuando las cosas retornaran a la normalidad: “Me quiero ir de este país. Estoy harto. No he hecho nada. Porqué han tenido que hacer esto conmigo? Por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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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ué el teléfono pero seguía bajo el estupor de lo que le había pasado a Rui. Cada año alrededor de estas fechas cosas muy extrañas solían suceder pero la desaparición de Rui era algo insólito.

Rui no era un activista, era un fotógrafo, artista y escritor de crítica de arte en búsqueda de un espacio para si mismo en esta jungla que es Pekín donde residen miles de artistas llegados de todo China. No tenía la audacia de un activista, ni el interés en la política de un disidente. Por ello, su detención me pareció desmesurada.

Por otro lado, recordé que seguía detenido mi amigo pintor Guang en un centro en las afueras de Pekín. Guang había sido soldado en el ejercito en 1989, en uno de los batallones que participaron en la represión militar de las protestas civiles en la Plaza Tian’anmen.

Después de 1989 Guang decidió dejar el ejercito y se dedicó a la pintura. Todos sus cuadros y performances evocaban la memoria y el trauma de aquella época.

Lo que decían todos en Pekín es que había que esperar que pasen las fechas sensibles, y después todo volvería “a la normalidad”. Durante una semana estuve sin noticias de Rui, ni de mis otros amigos detenidos.

Ya habían pasado casi diez días, cuando recibo de pronto una llamada de Rui. Nos dimos cita en la entrada de un fast-food en el paradero de autobuses de larga distancia. Al vernos anduvimos en silencio hacia una fila de autobuses a esperar nuestro turno. Yo no sabía muy bien hacía donde íbamos exactamente, en ese momento poco importaba, por teléfono habíamos quedado que saldríamos de Pekín por unos días para conversar, y que sería en algún lugar cercano.

Por fin subimos al autobús, y recorrimos las calles de salida de Pekín en silencio comiendo uvas negras frescas hasta que me quedé dormida.

En el camino soñé con Rui. Su figura delgada y tez blanca contrastaban con su rostro fatigado y triste, tenía la expresión de derrota en los ojos, pero su voz era suave y comunicativa. En el sueño me hablaba y caminábamos juntos en la ciudad. Rui y yo no eramos amigos íntimos, pero los últimos sucesos nos había acercado y hecho cómplices.

Cuando desperté me quedé mirándole, sus ojos pequeños se escondían detrás de unas gafas gruesas y mechas de cabello color ceniza le caían sobre la frente.

Al llegar al último paradero nos cambiamos de vehículo y subimos a un taxi para emprender camino cuesta arriba hacia las montañas aledañas al pueblo. El lugar parecía idílico, filas de casas de campesinos a los dos lados de la carretera, una vegetación intensamente verde, y un cielo límpido me estaban haciendo olvidar el verdadero motivo de nuestro viaje.

Llegados al pueblo salimos a caminar por las montañas en medio de flores silvestres, viejos arboles, un cielo azul con algunas copiosas nubes blancas, y pleno sol de mediodía, a lo lejos se asomaba la Gran Muralla por entre las cimas de los cerros.

Mientras caminábamos Rui empezó a contarme lo que le había pasado el día de su desaparición.

Un coche negro se había detenido en frente de mi casa, y un hombre que se bajó del auto le hizo unas señas de subir al coche. Una vez dentro le llevaron a una comisaría donde fue interrogado durante cuatro horas. Le preguntaron sobre la visita a mi casa y si estaba relacionado al 4 de Junio. Él había estado visitando exposiciones y había tomado fotos antes de verme, y me había avisado por teléfono que vendría a “mostrarme fotos del evento”. Eso fue parte de la interrogación. Para asegurarse de que no tenía fotos “sensibles”, y averiguar de qué se trataba nuestro encuentro le habían quitado la computadora, revisado la cámara de fotos, y chequeado todos los mensajes del móvil. Sólo le encontraron las fotos de la exposición a la que había ido, que nada tenía que ver con el 4 de Junio, y algunas medicinas que llevaba en el bolso. Todo esto me lo contaba él con la voz calmada pero con cierta ansiedad, porque fumaba sin parar. De pronto, al terminar de contarme su experiencia me dice: “no puedo dejar que algo así me suceda. Tengo un hijo pequeño de un año y medio, sabes?”

xxxx

De regreso en la habitación alquilada a unos campesinos, ya era entrada la noche y no teníamos sueño. Habíamos decidido compartir habitación esa noche, era una cama grande construida con ladrillos que daba de una pared a la otra, y ocupaba toda la pieza. Rui había comprado una botella de licor barato, y bebía directamente de la botella. Me empezó a contar sobre su segundo matrimonio del cual tenía su último hijo, “quizás lo único que pueda amar en la vida son mis hijos”, me dijo, “mi generación creció sin amor, y yo he vivido toda mi vida sin amor. Cómo no voy a poder seguir viviendo así?”, dijo mientras seguía tomando directamente de la botella.

Frente a la ventana la sombra de las montañas a contra luz del cielo estrellado, y las nubes que avanzaban lentamente sobre la luna formaban un cuadro casi perfecto.

Las semanas previas habían sido de una tensión inusual, a pesar de haber estado en China muchos años no lograba acostumbrarme a todo esto. Lo veía a él, la espalda contra el muro bebiendo de la botella, y me puse a llorar.

En las últimas semanas la policía me había citado un par de veces para alertarme de no hacer reportajes controvertidos, tuve otra reunión con funcionarios con el mismo propósito. Entre tanto, los lideres chinos estaban en medio de una lucha feroz por el control del poder, las facciones adversarias estaban en plena batalla campal, y esto se percibía en la atmósfera de la ciudad. El 4 de Junio llegó y se fue sin mayores sucesos, la policía había apartado de vida pública a todos aquellos que podrían causar disturbios y durante la noche del 3 al 4 de Junio la plaza estuvo completamente vacía, desolada, sin ningún evento mayor.

EL llanto me surgió de pronto, y así me había quedado dormida.

Por la mañana pensaba en todo esto, cuando de pronto la dueña de casa entró a la habitación trayendo el desayuno. Sentada sobre la cama comentó lo bonito del día, y anunció que más tarde iría a llover. Señaló la mesa puesta con un plato de huevos fritos y un tazón grande de sopa de maíz, “coman ahora y aprovechen para dar un paseo antes de que empiece la lluvia”, me dijo mientras salía.

Observaba a Rui dormir, tenía el aspecto de un adolescente, delgado y con la tez blanca, pero el rostro marchito de un hombre mayor.

Recordé las cosas que me había contado el día anterior, sobre su matrimonio con una muchacha de Tailandia donde estuvo viviendo una época, y la nostalgia que tenía hacía su hija mayor que vivía con la madre.  En el camino a las montañas me había mostrado fotos de sus pinturas, algunos con tinta otros al óleo, los temas eran diversos, había pintado algunos retratos de los fundadores del Partido Comunista chino, pero también tenía cuadros de budas, pájaros y flores. Un gusto muy diverso. Aparte, me había contado que estaba intentando crear una comuna con un grupo de artistas. Se había vuelto a casar luego del fracaso de su primer matrimonio y había tenido otro hijo, un niño de año y medio que se parecía mucho a él me dijo mientras me mostraba una foto en el móvil.

Tumbada sobre la cama recordaba todo esto cuando de pronto él se despierta y dice, “crees que el matrimonio sea la solución a la soledad?”, y encendió un cigarrillo.

No sé si me había leído el pensamiento, o si quizás estábamos teniendo un diálogo por telepatía, pero es como si hubiéramos estado pensando en lo mismo, “no lo sé, pero no creo que sea bueno para nadie quedarse sólo, que al final es lo mismo que vivir sin amor”, le dije, y salí al patio donde hacía sol.

Con un bol de sopa en la mano me siguió al patio y me lanzó otra pregunta que surgía de imprevisto, “porqué te interesa tanto la política china?”

“Seguro que en alguna vida pasada fuiste una rebelde clandestina”, me dijo mientras comía huevos fritos que añadía a la sopa, “lo que no sé es si fuiste una comunista o del Guomindang”.

Empezó a llover, nos refugiamos en un restaurante lleno de turistas que tomaban fotos a la Gran Muralla bajo la lluvia.

De vuelta a la habitación la lluvia golpeaba con fuerza el techo y las ventanas temblaban bajo el viento. Rui vació los últimos tragos de la botella de licor. Esa noche el cielo se limpió de nubes, un sol esplendido nos acompañó al regresó a Pekín por la mañana.

xxxx

En esos días la oficina se había convertido en un pequeño refugio para mi, entre tantas detenciones absurdas sentía que era el mejor lugar para encontrar un poco de protección. Sobre las detenciones y los incidentes poco hablaba con mi familia, ellos estaban al margen de todo esto.

Por ello, este viaje por las montañas, el paisaje idílico y la compañía de Rui lograron devolverme mucha paz y sosiego. Nuestro trabajo es competitivo por naturaleza; estamos en constante estado de alerta por conseguir exclusivas y encontrar noticias, se puede decir que la rivalidad es un gafe del oficio del periodista. Sin embargo, la rivalidad puede tornarse a veces en envidia, y eso es lo peor que le puede pasar a uno cuando se encuentra en medio de las circunstancias como las que teníamos en Pekín.

Por ello temblé otra vez cuando en la oficina fui convocada por S, un compañero de trabajo, para anunciarme “nuevas medidas”. Según S yo llegaba regularmente más tarde de lo establecido y esto tenía que acabar, “entiendes lo que te estamos diciendo? Lo entiendes?”, me repitió S con una sonrisa en la cara. Tenía la mirada vidriosa, el iris dilatado y los ojos le brillaban con pequeños destellos de luz.

 

 

 

 

 

 

 

UNTAINT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seen a real bus from close. Its metal body sat still near the road on the hills, like the carcass of a horse who had suddenly died, its top covered by piles of suitcases. Dense black smoke fumed from the engine, it smelled like gasoline.

A young man with a rope around his neck stood on the stairway helping tying up the packages, calling passengers in. People waved goodbye as they climbed to find a seat pushing through other passengers.

The bus looked like a steel-made beast devouring people, he thought as he held his mother’s hand. His parents, the family servant and him had arrived to the town by horse early in the morning, it was cold and the road was mushy from the morning frost. The horses were left to graze at the grass while his father and servant helped mount the belongings on the bus, as his mother watched.

Holding an old suitcase, a blanket and some food, his father climbed on the bus to help him find a seat.

At twelve years old it wasn’t his first long trip alone away from home. He knew of being alone on the road. He had spent entire days and nights looking for pasture for his father’s horses with his brothers and the family’s servants. The hilly paths, the cliffs, the river carrying muddy water howling at dawn, the nearby pampas. Nothing of that was new to him, except the bus, and his new destination.

“Trujillo”, yelled the boy on the stairway, “Trujillo, departing now!”

He glanced at the bus, holding his mother’s arm, as she caressed his hair. She smelled like corn flour, lamb meat, boiled potatoes, cookies, she smelled like home. He wanted to cough, or cry, or he just felt something chocking on his throat when his father handed him the last package, some money and his mother let go of his hand weeping.

The bus started moving. Standing by the road, his father hel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his mother waved, and the family’s servant held the horses.

He did not know then that this scene would stay with him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image of his mother waving goodbye, his father gray woolen jacket and hat standing solemnly by the road, the grazing horses, the pampas, the hills, becoming distant dots as the bus went ahead.

During a week he leaned on the window watching the sun go up, and go down again, listening to birds flying through, sometimes the voice of the passengers speaking, or just the blank silence of the wheels advancing on the road. At night people covered themselves under blankets and slept in the bus. Sometimes the driver managed to get on time to a small town or village and passengers went down to sleep in homes that offered beds.

Too afraid of joining the others he slept always on his bus seat. When the sun set he felt cold, colder than he ever remembered. Under the woolen blanket he curled up and had dreams every night, he dreamt of his mother. He dreamt of her food, the thick soups made of fresh grains and mouton head, the cookies she baked making the entire courtyard smell like a festivity, the sound of her pearls jingling when she kissed him good night. He also dreamt of the prairie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his father sending his brother and him to feed the horses in the spring wild grasslands near the Marañon river. He once dreamt of his brother and him seating in the pampas eating cold roasted chicken and fried dried corn made by his mother, gazing at the horses playing afar….

There is always a moment in life where a page seems to turn and our fates change.

When was that moment for him? Was it when he played with the eucalyptus seeds and wandered the streets looking at the travelers crossing the village carrying their goods on the horses’ back, or was it when he listened to his mother’s tales of ghosts, shamans and the after life under the starred nights? Or maybe it all happened that morning when his father returned from the city bringing gifts wrapped in newspapers, and he discarded the gifts and grabbed the newspapers, mesmerized by the black and white news stories printed on them?

However it happened, it was already too far away, the only thing he could do now is to repeat to himself he had become a grown man, and needed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s he was all alone in the city, and perhaps he was all alone in the world, with no one to count on except himself.

It was a small room with a window, a long wooden bed, and a table. At nights he would return from school, stare at the window and write. That day he arrived at school late –he had just celebrated his fourteen birthday, his colleagues at work gave him a few beers; jokingly saying he was “too young to drink but old enough to earn a living”. He had too much to drink, arrived late to classes and he did not like it.

“An education” he remembered his father muttering before he jumped on the bus, “you must get an education, none of us have that, you will be one of the few in the village to have it…..your mother and I are proud of you…don’t disappoint us.”

Whenever he felt nostalgic he wrote to his mother. He had kept all the letters under his pillow; he never sent them. He felt ashamed of being so clingy and melancholic. In the letters he had told her he missed the village, and asked about the horses, and the prairie, he had told her about his dreams of her, he asked her to send the barley cookies, and told her how he cried the first year he arrived to live by himself in the city, where the only familiar person was his older brother who was busy as a big shot lawyer and had no time for him. He wrote to his mother he was lonely and wanted to return home. But, he felt shame —his father had told him — and his father was never wrong: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become someone of use. You are a grown man now.”

He remembered his father leaving; his gray woolen suit disappearing slowly in the mist, the family’s old servant nodding at him with a big smile while pulling away the two family horses up to the mountain road. Watching them departing he leaned his head on the frosted window, his fists holding the pack of food mother had prepared for him.

That was his first birthday celebration in the city; he had missed classes and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it. The workers had “borrowed” a few bottles of red wine from the storage, bought beer and improvised a celebration on the stairway.

He had been working as a hauler in a wine bottling factory for three months now; he had taken the job when he failed obtaining the high-school scholarship and felt guilty to tell his father he had failed.

Working had become a daily ritual that gave him not only some money, but also friends in the city. He attended classes at night, and then went home and sat on his desk staring at the night sky. Writing about his hometown alleviated his nostalgia; he wrote about the landscapes, his father, the horses, the church, he wrote about his friends, but he wrote mostly about the things he could not find in Trujillo. The candid home servants who slept in their home’ kitchen floor every night and seemed content being fed left overs day after day, or his father’s trip to see the President in the capital to ask for their village to be marked on the map, or the ghosts everyone feared would appear at night on the mountain roads: “they will drink your blood and take your body, and live your life…”.

His colleagues often listened to his tales and laughed, “You go poet, go back and carry the cases before the boss fires you.”

After work sometimes he would sit on the sand near the ocean, falling asleep while the waves crashed the shore bringing back the returning fishermen. The morning frost was one of the things he missed from waking up in the prairies, the sound of the shattering ice beneath his shoes in the mornings; he missed that sense of entering untainted territory.

For my father,

Beijing, Wednesday, February 13, 2013

LA BOCA DEL LOBO

Avant de quitter Quito j’ai eu un dernier repas avec un cinéaste, très doux, très gentil et très ivre aussi. Il m’a reçu avec beaucoup de scepticisme. Tu sais, les gens en l’Equateur, son doux, ils parlent comme si la seule façon de parler c’était avec tendresse, même quand ils sont de caractère dur, comme lui, un vieux militant d’un mouvement politique, ils gardent une allure calme, tranquille, sans agressivité.

Je t’écris d’ici, a Lima, assise sur le toit de la maison de mon ami Mirko – qui dort – je ne supporte pas le silence du petit matin, ces émotions fortes que je ressens m’empêchent de dormir et je pense en silence a ce grand voyage que je viens de prendre. C’est une nouvelle expérience de faire face à la peur, je crois que je m’en sortirais victorieuse.

Sur les toits voisins j’aperçois des drapeaux rouges et blancs, c’est la fête nationale. Tout le monde se prépare à regarder demain par la télévision la prise du pouvoir du nouveau président Alonso Garcia. C’est ironique, mon arrivé ici se passe juste un jour avant la prise du pouvoir. C’est le destin, les accidents de la vie. Je viens pour récupérer ma mémoire, mes souvenirs, et je trouve un pays qui vit une amnésie collective. Alonso Garcia deviens président une deuxième fois, la première fois il avait fuit le pays en le laissant en ruines, et vingt ans plus tard les gens ici le réélisent….La vie est paradoxale.

Alors c’est comme ça que j’ai rencontré M. Samaniego a Quito. Je l’ai appelé le matin quelques heures avant mon départ, il m’a donné rendez vous dans un restaurant du centre de la ville. « On peut se voir a La Boca del Lobo, un très bon restaurant pas cher » M’a-t-il dit.

J’ai raccroché et dit en souriant a Diana – ma fidèle et chère amie dont je t’ai parlé: « Quel endroit pour se voir avant mon départ au Pérou ». La Boca de Lobo : La Bouche du Loup. Serais ça un présage ?

Je crois que tu m’avais demandé à l’hôtel pourquoi je prenais ce risque. Je t’avais répondu ?

Samaniego, le doux militant, il me parle de son projet de film : «J’essaye d’étudier comment était la vie quotidienne des anciens guérilleros pendant leur vie en clandestinité. » On boit de la bière, on mange un délicieux plat de poisson cru, et sa voix continue à être calme, presque indifférente, sans passion.

Au même temps que la conversation se déroule je me demande quel est le but de mon long voyage. Pourquoi prends je ce risque dont tu m’avais fait réfléchir.

Mais, je suis finalement la, a quelques moments de mon départ. Je suis effrayé, j’appelle constamment mon avocat au téléphone. Il est en vacances et il ne peut pas venir à l’aéroport pour me recevoir comme c’était prévu. J’ai une mauvaise prémonition, mais c’est trop tard, il faut aller  à la rencontre de moi-même. A la rencontre d’une parti de mon histoire. Une pensée continue a venir a ma tête: Quel est la signification de tout ça ? Quel est le sens de tout ce long voyage, ce grand effort que je fais pour maintenir la clarté sur qui je suis?

« C’est une belle idée », il me répond quand je lui parle sur l’histoire pour mon film. En faite, cette idée a été conçue pendant notre conversation dans le café de notre hôtel – parce qu’il est a nous cet hôtel, n’est ce pas, Carlos?

Tu ne retournerais jamais à ce café, à cet hôtel, à ces couloirs de l’aéroport sans y penser a moi, je le sais. Ces grands couloirs obscurs, tu te souviens ? Notre conversation au milieu des forts bruits des machines de nettoyage et des escaliers électriques, je t’avais dis : Tu n’oublierais jamais cette rencontre. Je ne me souviens pas très bien ce que tu m’avais répondu. Mais je me souviens que très vite tu m’as dit que tu sentais en moi un sens poétique. C’est à ce moment que j’ai eu envie de me rapprocher de toi, j’ai eu envie de t’embrasser.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j’aurai une grande tristesse si je ne te voyais plus jamais. Carlos.

Laisse moi continuer avec mon histoire de mon dépars de Quito. Ca ne fait pas très longtemps que je connais cette ville, et je l’aime déjà. Elle est arrivé a moi par accident, mais elle est généreuse, elle m’apporte l’intervalle nécessaire pour pouvoir reprendre le dernier morceau de mon voyage, le morceau plus important.

J’avais lu quelque part que les besoins arrêtent d’être importants une fois on les satisfecit. Intéressant. Car pour moi, j’ai un vrai besoin de venir au Pérou, mais quelque part je craint une chose : Je me demande si une fois mon besoin de me retrouver avec ce pays sera satisfait je me sentirais vide, banale, triste, car j’aurais perdu le fantasme de la nostalgie. Se fantasme qui m’a accompagné et qui fait parti de moi depuis plus de dix ans.

Pendant le repas je pensais a qui serais je après cet rencontre avec mon pays? Qui serais je? Je ne serais plus l’Alma qui ne peut pas rentrer à son pays, je n’aurais plus cette lourde histoire devant moi. Non. Je serais une autre. C’est un risque que je suis prête à prendre. Toi et moi on s’est connu au moment ou mon statut d’exilé était en train de changer. Apres ce voyage, je ne serais plus jamais cette étrangère forcée. Je serais une étrangère par choix. Les choix, c’est difficile de prendre des choix, ne c’est pas Carlos, mon cher Carlos d’une nuit XX vécu dans cette capsule d’aire qui était notre chambre d’hôtel. J’ai une pensée dans la tête : toi et moi on a pas encore vu le ciel ensemble, ni la lumière du jour.

Ma conversation avec Samaniego continue, j’ai un bon feeling de cette rencontre. En parlant avec lui je commence a voir mieux l’idée pour mon film: Une maison prise. La casa tomada. Je lui raconte brièvement l’ histoire : « …Elle se déroule dans une maison ou on emmène des gens. Les gens arrivent avec les yeux bandés. C’est une histoire construite à partir les relations qui s’établissent entre les gens qui habitent dans cette maison….. » Je sens que je tremble, je lui regarde, et son calme me donne la confiance pour continuer. « Mais eux, ils ont été menés dans cette maison là à la force… » Je lui dis. « Elle est ou cette maison, dans quelle ville ? Tu veux tourner a Quito ? » Me demande Samaniego. « C’est Lima » Je luis dis, « ça pourrais être Quito aussi… »

« Mais non, ici, c’est les Andes, Lima c’est la cote, la mer, tu ne pourrais pas tourner ça ici… » Je me rends compte que j’ai perdu un peu le sens géographique, dans ce moment j’habite dans une seule pensée : Mon retour au Pérou.

Je reprends : « L’histoire commence par un jour à Lima. Une ville. Différent maisons dans les quels les gens sont en train de mener leur vie quotidienne. Une femme et un homme regardent la télévision avec, sans passion. Un homme qui lave les assiettes avec sa femme allemande qui lui donne des ordres. Une femme dans une autre maison en train de se préparer pour dormir. Un homme qui répare et nettoies une voiture. Un autre qui dort dans une chambre, entouré de ses guitares, on entend de la musique, il s’endort. »

« Tout d’un coup on entend une sirène d’alerte dans la ville. Une couleur rouge inonde leur visage, ils regardent tous dehors. Leur visage s’illumine par une couleur rouge et il s’éteint peu après. »

« On voit des jambes avec des bottes en train de courir. Des bottes militaires. Ils rentrent dans les maisons, sans taper, sans annonce. Ils arrivent. Le ciel devient très obscur, il devient presque bleu : la nuit se prépare pour mourir. Pour mourir et donner rentrée au petit matin. Lima s’endort. Lima se réveille. La vie change, c’est l’aube qui accueilli le changement de saison dans la vie de ses gens. »

« Une belle idée » me répond Samaniego. Oui, je lui dis : « Je ne crois pas qu’assez de choses soient dites sur notre histoire, notre histoire proche, sur les raisons d’autant de violence et destruction. Toutes les histoires sont toujours racontés en partant d’un point de vue, et notre histoire a été toujours raconté par un point de vue externe, le point de vue des militaires, des policiers, mais ou est le point de vue des gens adeptes a ce mouvement qui a changé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du Pérou? »

Je change de posture, et je m’arrête : « Diana, il faut qu’on essaye encore avec mon avocat ». Je veux que mon avocat cherche quelqu’un pour venir à l’aéroport. On essaye d’appeler encore et ça ne marche pas. L’avocat ne répond pas. Je commence à être un peu inquiète. Même si il m’a répété qu’il n’y aurait pas des problèmes, que j’étais libre de rentrer, même si j’ai des bons amis qui viennent me prendre à l’aéroport, j’ai encore un grand besoin d’être rassuré.

Je vois l’heure, il faut partir. On paye, et je dis vite au revoir à Samaniego, il me demande : « Mais après ? L’histoire, comment elle est finie ton histoire ? » Je lui dit que la fin de cette histoire je l’aurai après mon voyage, que c’est un sujet très proche a moi, que je la finirais quand j’aurais toutes les bouts qui restent, que je connais pas encore.

Je promets à tout le monde de se revoir à mon retour. J’essaye sans succès une dernière fois d’appeler mon avocat…. Je prends mes valises, il faut que je continue mon dernier bout du chemin. 

L’avion annonce qu’il décolle pour Lima, j’ai dans ma tête les dernières images de Quito. Je suis la, je vais à la rencontre de moi-même.

 

Wednesday, November 28, 2012

Escrito en lima en 2006

A MESSAGE FROM THE LONELY SEASON

You described reality and it smelled like chloroform
Orphan of an answer
you tried once, and again
in desperate innocuous attempt
to hide
the pain

Are your words,
like poetry and lies,
objects only?

objects of words
carriers of the sorrow of your lonely season
You believed I was
remote, predictable, sentimental, vulnerable
safely distant
from the void

In the silence of the dawn,
I burn incense
For real poetry can be made of no words
It happens with the heart only

Remotely, only the heart can save us
Remotely only the heart can save us

Sometimes, the wind favours the clouds,
Yet I stand still,
“Away you go!” I said to the wind
“Give me back a clear sky”
But Karma stood by its side.

Us, unattainable once again
Back to the lonely season
with its clouds

and its undecipherable messages
and chloroform-smelling words

Beijing, Tuesday, December 25, 2012